五專家評述：內憂外困“中國制造”何處去

　　現狀　　大而不強　　記者：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張名片，帶動就業，積累外匯，可以說，沒有“中國制造”就沒有改革開放巨大的物質成就；同時，國際上圍繞“中國制造”的貿易摩擦不斷。天祥集團在中國的迅猛發展，與“中國制造”的崛起相伴隨。就您所知，“中國制造”究竟意味著什么樣的品質？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如何？

　　蘇子孟：中國是工程機械制造大國，但不是強國，中國的產品在數量上已經占全球一半，但一些高端的裝備與國際先進企業還是有一些差距。

　　董必欽：我國現在之所以成為制造大國，都是原來我國所設定的重大裝備發展戰略所實現的。所謂“高端”和“低端”的說法并不準確，比如水利方面的裝備，沒有什么高端裝備。裝備制造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看整個國家和市場最需要的是哪些，從而引導產業的發展。

　　柏學禮：“中國制造”給人的印象首先是量大。中國是“世界的工廠”，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中低端產品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國制造的；第二個印象是價格便宜。中國產品雖然出過一些質量問題，但這么大的量出現一些質量問題并不奇怪，歐美發達國家的產品也會出質量問題，也會召回。所以中國產品整體上的質量應該說還是可以的，從性價比的角度來說是相當不錯的。

　　陳曉非：“中國制造”這幾年能夠走向海外，已經說明了中國產品本身質量獲得了認可。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工程機械銷售量和銷售額都已成為世界第一，預計全行業今年將實現增長30%以上，出口有望達85億至90億美元。

　　從中聯重科看，我們正式與意大利CIFA公司簽約是在2009年9月28日，而現在回過頭來我們也發現，很多比CIFA更好的歐洲公司，并沒有能挺過金融危機的。盡管我們2年多的并購過程中，也有痛苦的磨合過程，但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這種行為，且通過這幾年的合作，都提升了中國公司在世界上的地位。“走出去”顯然是必須的。

　　記者：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如何擺脫大而不強的現狀？　　蘇子孟：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現在政府出臺了相關的“十二五”規劃，包括戰略性產業的扶持政策，如果這些規劃和政策能夠落實的話，肯定有利于中國工程機械工業企業創新升級，很多企業自身在核心技術的掌握、研發的投入和精細化的管理，都在下工夫。

　　記者：中國的工程機械企業打造世界一流品牌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可效果并不十分明顯，其中癥結何在？

　　蘇子孟：發展不好的主要是液壓系統和發動機的問題，因為他們是高壓的，要求高，既有精密鑄造的問題，也有機械加工的問題，這跟整個國家的基礎工業相關。一個液壓閥有400多個零件，美國、日本等國家在其國內就能解決，能保證質量，包括電磁鐵、軸承和彈簧等，但我們就只能進口。我國現在提出“三基”規劃，振興基礎工業，如果這些能夠有效落實，我國的整個基礎工業就能上一個臺階，這樣的話我們的工程機械與國際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小。

　　記者：有些人認為中國產品處在生產鏈“低端”，你怎么看？　　柏學禮：中低端，不是絕對的低端，比中國低端的還有。在國際分工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哪一類產品，都有一個過程的，比如最早毛絨玩具生產是在香港、臺灣，慢慢轉移到內地，或許以后會轉移到孟加拉國、印度、越南。所以說目前中國產品的檔次和國際大分工的關系是一致的，這種狀況沒法跳躍。

　　探因　　癥結何在　　記者：盡管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衰減，以低人力成本比拼價格的“中國制造”模式不可持續。中國制造要轉型成為中國智造、中國創造，喊了這么多年，總覺成效不是特別明顯，轉型艱難的癥結何在？

　　柏學禮：所謂的“中國制造”要升級，不是政府動員和組織出來的，或者說制定一個目標就可以達到的，關鍵在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是他們來決定走什么方向，做什么事。當前的情況，我認為企業普遍存在短期行為，因為目前的政策、物價、成本，企業已經很難控制了，因此他們思考問題是短期化的，基本上沒有經營百年老店的想法。

　　陳曉非：轉型過程顯然是很困難的。僅僅從并購角度看，中國很多企業“走出去”時，往往都是失敗的，成功的案例很少。很多時候，轉型時彼此對文化、企業管理理念的認同很重要。

　　記者：目前急需的一些重大技術裝備應該如何加快發展？

　　董必欽：過去的工程機械業發展存在著一些問題，當時為了整體機械的可靠性，采用了國際采購的辦法，使得一些關鍵的配套件在研發上有缺口，這一點我并不反對。但到了現在，使得國內的這些產品性能不穩定，時而好時而壞。國產化是一個目標，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國產化，我們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不受制于人，怎樣取舍應該很好地進行研究。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國家需要的裝備我們能制造出來，能設計、能制造、能成套，不被別人卡住脖子。

　　記者：以紡織服裝、家電、機電等品類為代表的“中國制造”，成本上漲、產能過剩，需求萎縮，可謂內外交困，未來這種優勢還能否繼續保持，企業家和行業的出路何在？

　　柏學禮：在我看來，中國制造的優勢還是存在的。第一，我們有跌打滾爬了二十年的成熟企業家，只要政策好，他們是可用的資源；第二，經過二十年的建設，我們在供應鏈系統上很齊全，包括運輸港口、機場、碼頭，印度短期內搞不起來的，還有從原材料到半成品都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而且這個體系是和國外聯系在一起的。比如iPhone手機，實際上是全球化的經營，“中國制造”的部分是整個國際產業鏈的一個環節，基本上是很完善了；第三，中國國內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理論上說我們的產能還是可以發揮的。即使說有一些低端的產品轉移到東南亞地區，但是某一部分的技術是很難轉移的，因為熟練的勞動力、技術等是不可能在幾年之中完善的。因此，中國還可以發展，還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說我們的客戶，服裝、面料等轉移到孟加拉國、越南，但是化學測試還是在中國。所以優勢喪失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在什么位置。

　　蘇子孟：工程機械的需求未來不會萎縮，會一直很旺盛，我國的城鎮化率在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也在發展，中西部也在發展，這些都對工程機械產品有較強需求。成本方面，去年有一定的上漲，包括勞動力、鋼材等，這就需要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企業加強管理、提高效率來消化上漲的成本。

　　陳曉非：從工程機械行業來談，需求肯定是有的，但要經歷一個周期。而且這種周期和陣痛，也不是中國一個國家在經歷。

　　轉型　　尋找新名片　　記者：在傳統的優勢產業之外，比如紡織服裝、家電、機電等，中國哪些行業還有可能成為中國制造新的名片？

　　柏學禮：下一步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發展，但對大型成套設備或精密儀器的制造基本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舉例來說，我們火箭不錯但不等于造大飛機很容易，因為反復使用對材料、穩定可靠性，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另外，“中國制造”的名片不能只靠國有企業去發展，全世界所有的國營企業都是低效的，不僅我們，歐美也是一樣。從整個中國來說，要改變高端制造業的面貌，不能只靠一兩家標桿型企業，還要靠基礎，當基礎打好了金字塔才能堆上去，否則堆上去了也會垮掉。

　　記者：近期三一重工等企業開始頻頻在海外發起并購，您認為中國工程機械企業走出去發展，未來會有哪些新的趨勢和特點？

　　蘇子孟：我國的工程機械制造企業在海外的并購剛開始，對中國企業來說，走向國際，實現全球化服務是必然選擇，但現在的并購都是橫向并購，集中在自己熟悉的領域。要先把自己的領域做好，實現強強聯合之后，再開始考慮更多的并購。

　　董必欽：裝備制造業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既要國產化，也要國際化，這并不矛盾，關鍵是要以“不受制于人”為追求目標。

　　記者：中國的工程機械企業有沒有可能出現與卡特彼勒類似的高利潤跨國公司？工程機械領域的“中國制造”未來是否會有一些自己的鮮明特色？

　　蘇子孟：目前中國企業在工程機械行業的誠信度已經很高了，中國的設備在市場上“停人不停機”，都經過了市場考驗，這樣的設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以用。中國的產品在性價比上是最好的，國外的一些公司在高端設備上，比如一大的挖掘機、高噸位的起重機等是強項，但我們在其他方面有很強的實力。　　借腦　　取經海外　　記者：我們現在談德國制造，就想到奔馳、寶馬的高品質，安全；談到日本制造，就想松下、索尼等電子消費品。那么“中國制造”未來會有鮮明的特色嗎？能否和德國、日本制造同臺競技？　　陸亦琦：中國在高科技產業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工藝與設計能力、將科技成果商業化方面，與德日仍有差距。

　　中國需要學習德國企業的務實精神，日本企業對設計與工藝的完美追求，美國企業以人才戰略所構筑的企業軟實力。在新興科技，包括高科技產業、生物技術等領域，美國以及英國的經驗，也值得借鑒。　　人才戰略方面，美國企業更具有長遠目光，愿意在人才上投資，即使培養的人有相當一部分將流入其它企業，美國公司仍將人才戰略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在管理人才的培養與儲備方面。德國則偏向于技術性的人才，而容易忽略管理類人才的積淀。

　　記者：美國奧巴馬政府正在加強和引導制造業的發展，以促進就業。您如何看待美國制造業的優勢，以及對中國的沖擊？

　　柏學禮：美國重返制造業很難。美國勞工成本高，一般的企業承受不了。美國發展高端制造業還可以，低端的不太可能，奧巴馬這一說法政治上的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記者：印度在很多方面和中國很像，比如龐大的勞動人口，您怎么看待印度制造的競爭力。

　　柏學禮：印度制造和中國制造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總的來說，印度小作坊很多，缺乏大生產的概念。它可以發展，但和我們之間不一定是競爭關系。中國的大生產的概念來源于歐美，全球制造業的轉移沒有特定在哪個國家，目前向歐亞大陸交會之類的地區。但沒有地區可以完全承接中國的整個制造業，印度制造業目前處在我國當初開始發展階段。

　　記者：日本大企業這兩年丑聞不斷，索尼、松下、夏普紛紛虧損，奧林巴斯更是爆出了財務造假丑聞，本田汽車更是因為產品質量問題在美國遭遇起訴，全球召回，有人據此判斷“日本制造”窮途末路，你怎么看待“日本制造”目前的困境？它的核心競爭力還存在嗎？

　　蘇子孟：這些出問題的領域都不在工程機械領域，當然一個行業不可能完全不出問題。我們中國的企業在工程機械制造業很大程度上已經趕上日本企業了，未來兩國在工程機械領域會繼續競爭，目前日本比中國領先的主要在挖掘機，以及部分起重機。一個市場不可能由一個國家、一個企業獨占，中國企業肯定會繼續發展，但日本的企業在中國肯定也有一定的空間。

　　柏學禮：我不認為日本制造業走入窮途末路了。像香港、臺灣等地區的消費者就喜歡日本產品，日本產品的質量是很高的。目前出了一些問題可能是因為時代原因，比如老一輩企業家退休，喪失競爭優勢等。另外，一般公司出了問題沒人知道，但大品牌出了問題很多人就都知道了。日本大地震以后，國內很多企業產品的關鍵零部件供應不上來，可以發現日本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還是占有優勢的，支撐他們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還在。

　　陸亦琦：從產品的實際質量而言，日本、美國及德國制造，很難說有實質區別，也許某些種類的產品某個國家制造的會好一點，但這沒有絕對性。

　　然而，相對美國、日本企業，德國制造很明顯有著國家品牌的作用：國人往往對于德國產品的品質有著高度的信任，也由此導致德國制造的產品能獲得較高的價格。

　　五專家評述：內憂外困“中國制造”何處去

　　現狀　　大而不強　　記者：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張名片，帶動就業，積累外匯，可以說，沒有“中國制造”就沒有改革開放巨大的物質成就；同時，國際上圍繞“中國制造”的貿易摩擦不斷。天祥集團在中國的迅猛發展，與“中國制造”的崛起相伴隨。就您所知，“中國制造”究竟意味著什么樣的品質？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如何？

　　蘇子孟：中國是工程機械制造大國，但不是強國，中國的產品在數量上已經占全球一半，但一些高端的裝備與國際先進企業還是有一些差距。

　　董必欽：我國現在之所以成為制造大國，都是原來我國所設定的重大裝備發展戰略所實現的。所謂“高端”和“低端”的說法并不準確，比如水利方面的裝備，沒有什么高端裝備。裝備制造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看整個國家和市場最需要的是哪些，從而引導產業的發展。

　　柏學禮：“中國制造”給人的印象首先是量大。中國是“世界的工廠”，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中低端產品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國制造的；第二個印象是價格便宜。中國產品雖然出過一些質量問題，但這么大的量出現一些質量問題并不奇怪，歐美發達國家的產品也會出質量問題，也會召回。所以中國產品整體上的質量應該說還是可以的，從性價比的角度來說是相當不錯的。

　　陳曉非：“中國制造”這幾年能夠走向海外，已經說明了中國產品本身質量獲得了認可。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工程機械銷售量和銷售額都已成為世界第一，預計全行業今年將實現增長30%以上，出口有望達85億至90億美元。

　　從中聯重科看，我們正式與意大利CIFA公司簽約是在2009年9月28日，而現在回過頭來我們也發現，很多比CIFA更好的歐洲公司，并沒有能挺過金融危機的。盡管我們2年多的并購過程中，也有痛苦的磨合過程，但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這種行為，且通過這幾年的合作，都提升了中國公司在世界上的地位。“走出去”顯然是必須的。

　　記者：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如何擺脫大而不強的現狀？

　　蘇子孟：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現在政府出臺了相關的“十二五”規劃，包括戰略性產業的扶持政策，如果這些規劃和政策能夠落實的話，肯定有利于中國工程機械工業企業創新升級，很多企業自身在核心技術的掌握、研發的投入和精細化的管理，都在下工夫。

　　記者：中國的工程機械企業打造世界一流品牌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可效果并不十分明顯，其中癥結何在？

　　蘇子孟：發展不好的主要是液壓系統和發動機的問題，因為他們是高壓的，要求高，既有精密鑄造的問題，也有機械加工的問題，這跟整個國家的基礎工業相關。一個液壓閥有400多個零件，美國、日本等國家在其國內就能解決，能保證質量，包括電磁鐵、軸承和彈簧等，但我們就只能進口。我國現在提出“三基”規劃，振興基礎工業，如果這些能夠有效落實，我國的整個基礎工業就能上一個臺階，這樣的話我們的工程機械與國際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小。

　　記者：有些人認為中國產品處在生產鏈“低端”，你怎么看？　　柏學禮：中低端，不是絕對的低端，比中國低端的還有。在國際分工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哪一類產品，都有一個過程的，比如最早毛絨玩具生產是在香港、臺灣，慢慢轉移到內地，或許以后會轉移到孟加拉國、印度、越南。所以說目前中國產品的檔次和國際大分工的關系是一致的，這種狀況沒法跳躍。

　　探因　　癥結何在　　記者：盡管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衰減，以低人力成本比拼價格的“中國制造”模式不可持續。中國制造要轉型成為中國智造、中國創造，喊了這么多年，總覺成效不是特別明顯，轉型艱難的癥結何在？

　　柏學禮：所謂的“中國制造”要升級，不是政府動員和組織出來的，或者說制定一個目標就可以達到的，關鍵在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是他們來決定走什么方向，做什么事。當前的情況，我認為企業普遍存在短期行為，因為目前的政策、物價、成本，企業已經很難控制了，因此他們思考問題是短期化的，基本上沒有經營百年老店的想法。

　　陳曉非：轉型過程顯然是很困難的。僅僅從并購角度看，中國很多企業“走出去”時，往往都是失敗的，成功的案例很少。很多時候，轉型時彼此對文化、企業管理理念的認同很重要。

　　記者：目前急需的一些重大技術裝備應該如何加快發展？

　　董必欽：過去的工程機械業發展存在著一些問題，當時為了整體機械的可靠性，采用了國際采購的辦法，使得一些關鍵的配套件在研發上有缺口，這一點我并不反對。但到了現在，使得國內的這些產品性能不穩定，時而好時而壞。國產化是一個目標，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國產化，我們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不受制于人，怎樣取舍應該很好地進行研究。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國家需要的裝備我們能制造出來，能設計、能制造、能成套，不被別人卡住脖子。

　　記者：以紡織服裝、家電、機電等品類為代表的“中國制造”，成本上漲、產能過剩，需求萎縮，可謂內外交困，未來這種優勢還能否繼續保持，企業家和行業的出路何在？

　　柏學禮：在我看來，中國制造的優勢還是存在的。第一，我們有跌打滾爬了二十年的成熟企業家，只要政策好，他們是可用的資源；第二，經過二十年的建設，我們在供應鏈系統上很齊全，包括運輸港口、機場、碼頭，印度短期內搞不起來的，還有從原材料到半成品都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而且這個體系是和國外聯系在一起的。比如iPhone手機，實際上是全球化的經營，“中國制造”的部分是整個國際產業鏈的一個環節，基本上是很完善了；第三，中國國內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理論上說我們的產能還是可以發揮的。即使說有一些低端的產品轉移到東南亞地區，但是某一部分的技術是很難轉移的，因為熟練的勞動力、技術等是不可能在幾年之中完善的。因此，中國還可以發展，還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說我們的客戶，服裝、面料等轉移到孟加拉國、越南，但是化學測試還是在中國。所以優勢喪失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在什么位置。

　　蘇子孟：工程機械的需求未來不會萎縮，會一直很旺盛，我國的城鎮化率在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也在發展，中西部也在發展，這些都對工程機械產品有較強需求。成本方面，去年有一定的上漲，包括勞動力、鋼材等，這就需要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企業加強管理、提高效率來消化上漲的成本。

　　陳曉非：從工程機械行業來談，需求肯定是有的，但要經歷一個周期。而且這種周期和陣痛，也不是中國一個國家在經歷。

　　轉型　　尋找新名片　　記者：在傳統的優勢產業之外，比如紡織服裝、家電、機電等，中國哪些行業還有可能成為中國制造新的名片？

　　柏學禮：下一步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發展，但對大型成套設備或精密儀器的制造基本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舉例來說，我們火箭不錯但不等于造大飛機很容易，因為反復使用對材料、穩定可靠性，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另外，“中國制造”的名片不能只靠國有企業去發展，全世界所有的國營企業都是低效的，不僅我們，歐美也是一樣。從整個中國來說，要改變高端制造業的面貌，不能只靠一兩家標桿型企業，還要靠基礎，當基礎打好了金字塔才能堆上去，否則堆上去了也會垮掉。

　　記者：近期三一重工等企業開始頻頻在海外發起并購，您認為中國工程機械企業走出去發展，未來會有哪些新的趨勢和特點？

　　蘇子孟：我國的工程機械制造企業在海外的并購剛開始，對中國企業來說，走向國際，實現全球化服務是必然選擇，但現在的并購都是橫向并購，集中在自己熟悉的領域。要先把自己的領域做好，實現強強聯合之后，再開始考慮更多的并購。

　　董必欽：裝備制造業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既要國產化，也要國際化，這并不矛盾，關鍵是要以“不受制于人”為追求目標。

　　記者：中國的工程機械企業有沒有可能出現與卡特彼勒類似的高利潤跨國公司？工程機械領域的“中國制造”未來是否會有一些自己的鮮明特色？

　　蘇子孟：目前中國企業在工程機械行業的誠信度已經很高了，中國的設備在市場上“停人不停機”，都經過了市場考驗，這樣的設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以用。中國的產品在性價比上是最好的，國外的一些公司在高端設備上，比如一大的挖掘機、高噸位的起重機等是強項，但我們在其他方面有很強的實力。

　　借腦　　取經海外　　記者：我們現在談德國制造，就想到奔馳、寶馬的高品質，安全；談到日本制造，就想松下、索尼等電子消費品。那么“中國制造”未來會有鮮明的特色嗎？能否和德國、日本制造同臺競技？

　　陸亦琦：中國在高科技產業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工藝與設計能力、將科技成果商業化方面，與德日仍有差距。

　　中國需要學習德國企業的務實精神，日本企業對設計與工藝的完美追求，美國企業以人才戰略所構筑的企業軟實力。在新興科技，包括高科技產業、生物技術等領域，美國以及英國的經驗，也值得借鑒。

　　人才戰略方面，美國企業更具有長遠目光，愿意在人才上投資，即使培養的人有相當一部分將流入其它企業，美國公司仍將人才戰略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在管理人才的培養與儲備方面。德國則偏向于技術性的人才，而容易忽略管理類人才的積淀。

　　記者：美國奧巴馬政府正在加強和引導制造業的發展，以促進就業。您如何看待美國制造業的優勢，以及對中國的沖擊？

　　柏學禮：美國重返制造業很難。美國勞工成本高，一般的企業承受不了。美國發展高端制造業還可以，低端的不太可能，奧巴馬這一說法政治上的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記者：印度在很多方面和中國很像，比如龐大的勞動人口，您怎么看待印度制造的競爭力。

　　柏學禮：印度制造和中國制造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總的來說，印度小作坊很多，缺乏大生產的概念。它可以發展，但和我們之間不一定是競爭關系。中國的大生產的概念來源于歐美，全球制造業的轉移沒有特定在哪個國家，目前向歐亞大陸交會之類的地區。但沒有地區可以完全承接中國的整個制造業，印度制造業目前處在我國當初開始發展階段。

　　記者：日本大企業這兩年丑聞不斷，索尼、松下、夏普紛紛虧損，奧林巴斯更是爆出了財務造假丑聞，本田汽車更是因為產品質量問題在美國遭遇起訴，全球召回，有人據此判斷“日本制造”窮途末路，你怎么看待“日本制造”目前的困境？它的核心競爭力還存在嗎？

　　蘇子孟：這些出問題的領域都不在工程機械領域，當然一個行業不可能完全不出問題。我們中國的企業在工程機械制造業很大程度上已經趕上日本企業了，未來兩國在工程機械領域會繼續競爭，目前日本比中國領先的主要在挖掘機，以及部分起重機。一個市場不可能由一個國家、一個企業獨占，中國企業肯定會繼續發展，但日本的企業在中國肯定也有一定的空間。

　　柏學禮：我不認為日本制造業走入窮途末路了。像香港、臺灣等地區的消費者就喜歡日本產品，日本產品的質量是很高的。目前出了一些問題可能是因為時代原因，比如老一輩企業家退休，喪失競爭優勢等。另外，一般公司出了問題沒人知道，但大品牌出了問題很多人就都知道了。日本大地震以后，國內很多企業產品的關鍵零部件供應不上來，可以發現日本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還是占有優勢的，支撐他們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還在。

　　陸亦琦：從產品的實際質量而言，日本、美國及德國制造，很難說有實質區別，也許某些種類的產品某個國家制造的會好一點，但這沒有絕對性。

　　然而，相對美國、日本企業，德國制造很明顯有著國家品牌的作用：國人往往對于德國產品的品質有著高度的信任，也由此導致德國制造的產品能獲得較高的價格。http://www.trhgj.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