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江浙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 關于錢先生的“三個半說”，一語歸綜，即兩廣人跳出來，說：革命了！于是江浙出錢，湖南出人，鬧將起來，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山東人出來擬章程，就這么，天下由大亂而大治，三個半人便搞定了。 “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江浙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 錢鐘書先生的這番話可謂擊中了湖南人的心扉，湖南人很是受用，在和外省人談及自己的籍貫是如何牛逼時，此話也被每每稱引，并順帶出“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之類的壯言，夯實洋溢在嘴巴上的自豪感。兄弟是湖南人，但性格內向，看到《湖南人為什么縱橫中國》那樣的標題，心里有說不出的緊張。當同志們問起自己的籍貫時，報聲“湖南人”，僅此而已。倘若對方禮貌地夸我的出生地出名人多，我也只是友好地“哈哈”，決不會把錢鐘書先生的話順勢搬出來，顯露“登恒山而小天下”的睥睨，至于“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湖南人寫就”這樣的話，兄弟是萬不敢冒險說的，如果碰上一個有鋒芒的人，說：哦，中國歷史上最沒落的一段，半部由湘人寫就嗎？那我就只有尷尬，然后訕訕了。 考據幾段史料，查找幾個名人，再引述幾條評語，恐怕不只是湖南人，江西人、四川人、河南人都會突然很牛逼，都縱橫中國，誰說不是呢？哈哈。何況，錢先生的話也不一定就是在夸誰呢。事實上他在說一件事——在中國，但凡成就大事，需分四個階段，要有四種能力，而這四種能力比較強烈地體現在兩廣人、江浙人、湖南人和山東人身上而已。具體哪四種能力，兄弟不揣淺陋，茲以“革命”的名義，試為諸公剖析之。帶頭搞事的能力，當推兩廣人。舉幾個直觀的例子，洪秀全在廣西起事，孫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為梁啟超領銜戊戌變法，中華民族適逢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幾個廣東人站在風口浪尖，把神州大地搞得風生水起，乾坤顛倒。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也是在廣東的南海邊的漁村，點燃星星之火后燎原中國的。賭和冒險，廣東人喜歡，這也是廣東人喜歡跳出來的性格原因，當年張之洞主政兩廣，欲興實業，苦無銀子，頗躊躇。幕僚給他出主意：從廣東人身上弄一文錢比登天難，但如果你告訴他們花一兩銀子可能博得一百兩的彩頭，你就不用擔心銀子來得不快了。于是一場全民性的賭博活動在政府的引導下冠以福利彩票的形式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據報導，當時廣州萬人空巷，百姓靡然從之。如今，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福利彩票大行其道，青勝于藍，張南皮復起于地下，怕也要感慨萬千哦。勝負彩雙色球刮刮樂什么的，還是廣東人買得多。其實廣東人更喜歡玩大的——地下賭球，這個更刺激。廣東背靠南洋，海信頻傳，得風氣之先，是他們善于首倡的地緣優勢。其實，兩廣地居南陲，五嶺障之，原是落后地區，“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梁啟超），蓋因漢族文化發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可三千年河東，三千年河西，時至現代，漢家文化衰敗，西學東漸，那些搞信奉洋教、變法維新、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容閎、孫中山、康梁等，皆清一色老廣了。 兩廣兄弟善挑頭，但似乎欠缺后勁。看看太平軍，占領南京后，銳氣正盛，美譽正隆，天時地利人和，無往而不利，若一鼓作氣，直搗北京，全國可傳檄而定矣。不料這兩廣兄弟和落第秀才洪教主，認為“北方沙漠寒苦”，直隸是“罪隸之省”，勞師襲遠不值當，江南乃人間天堂，南京稱六朝金粉。在這兒“舒服舒服得了”，如此不思進取，坐失良機，令讀史者扼腕嘆息。倒是那湘人曾國藩，屢敗屢戰，百折不棄，滿足了洪教主“過把癮就死”的愿望。 常懷赤子之心，但骨子里缺乏某種更深沉的東西，我們是不是也可從孫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為梁啟超搞戊戌變法中咀嚼出些端倪？慚愧，朗月清風，太平時節，兄弟在此坐而論道，搞么子“小我”的孤評，信口臧否，苛責先賢，真是坐著說話不腰疼，可惡可惡。推動革命持續發展，需要江浙人。曾聞一句著名歌詞“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在毛澤東思想誕生后是沒得說的，但之前呢？靠什么？從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出發，除了人，我看靠的是“棉帛錢糧”！哈哈，誰說不靠呢，連淮海戰役都說是老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嘛。革命的目的是 “棉帛錢糧”，革命的過程更需要“棉帛錢糧”。缺衣少食，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革命自然大打折扣。江浙，一言以蔽之，物阜民豐。 “煮海為鹽，采山為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棉”， 這是左思的《吳都賦》說的。魏晉南北朝后，經濟重心南移，從此江南之為國盛矣，隋唐以降，天下賦稅，三分有其二。這么富，雖不靠而不可得也。事實上，歷朝歷代都這么靠著，一靠就是千把年，政府軍靠他，農民起義也靠，保皇的靠，那革命的也靠，都是人，要吃喝，而且都想吃得好睡得好。這么富，我不靠你靠誰？何況，這里還比較好靠。陸機的《辨亡論》說這地方“其野沃，其財豐，其器利”，談到這里的人，“其民練”！練者，練達、通透也，就是拍遍欄桿慣看秋月春風的樣子。哈哈，也是，在這里，多少興亡更迭唱罷，幾多人間悲喜再現，江浙人都看膩了，說到底都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哪路神仙，我都得罪不起，拿就拿點吧，別太過分啊，我自“隔江猶唱后庭花”去了，哈哈。當然，此“練”亦江浙人擅生產、能聚財之高度概括也。與天斗，與地斗，江浙人成就蜚聲中外，響徹古今。兩江總督曾國藩說 “人才如海，財貨如山”，此之謂也。 這里說得江浙人好像無甚氣節，頗近馮道。其實不然，這種通達的氣質在極大的程度上保護了生產力，并真正實踐著幾千年來一直影響著我們而又遙不可得的傳統文化精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同時也為我華夏最多地保留了讀書種子和經濟人才，他們在革命階段，或許少見“猝然一擊”的魄力，缺乏“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慷慨，但和平建設時期，這里源源不斷的智力輸出，確是全國需要而他省羨慕的。將革命推向高潮，湖南人站了出來。陳獨秀當年有一篇文章叫《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寫道：“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湖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堅忍二字包含很多。 和平生息的年代，湖南人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和讀書人，或躬耕于田壟，或苦讀在書院。沉默少言，然而在時局艱危時候，這些唯耕與讀的湖南百姓會陡然血脈賁張，挺身而出。其爆發之強，堅持之韌，天下無出其右。太平天國死于湘軍之手，天耶？人也！蔡元培先生說 “湖南人性質沉毅，守舊固然守得很兇，趨新也趨得很急。”也可以通俗地解釋為：我種我的三分地，莫惹我，搞急了，老子和你搞到底。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被逼急的湖南人撂出的狠話。所以也有人說：湖南這個地方叛徒少，暴徒多。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文中指出，湖南近代數十個大姓如向、舒、田、彭、楊等，皆出自漢代之后就見于記載的少數民族。同時代他的另一論文《湖南人由來考》，考證出湖南人來自天下，而“什九”（十分之九）來自江浙皖閩贛。因此，他認為“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天下無出其右”得于漢族與少數民族通婚，本省人與外省人融合，雜交優勢也。哈哈，這個很有趣味，不禁想起湖南人袁隆平。不過鄙人看來，譚其驤先生的論著也為湖南人既守舊，又趨新，既老實巴交，又霸蠻無畏的矛盾性格提供了考據。 日本人對湖南人感興趣，他們以為湖南人和日本人有相似的特質，有著相似的血型結構，都是以A型血為主。他們說湖南人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是中國各省人中A型血比例最高的。 日本人為什么對湖南人感興趣？因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打了22次大會戰，其中就有6場大會戰發生在湖南，日軍在湖南吃了虧。在華北戰場不可一世的岡村寧次進攻長沙失敗，丟掉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的位置。繼任的阿南惟畿中將是日本天皇的寵兒，在湖湘也是損兵折將，大吃苦頭。湖南境內組織的6次會戰，消耗了在華日軍最精銳的部隊,湘西小城芷江為日本軍國主義敲響了喪鐘。湖南人A型血的多不多我沒考查過，但A型血具有什么特點我百度了一下：Ａ型人好勝心強，具有強烈使命感。明知取勝無望也仍然繼續堅持下去，決不肯中途放棄。Ａ型人將經受住痛苦后所取得的輝煌成功，看作是人生的價值所在。侵華戰爭前，日本出了本《湖南省要覽》的書，總結了湖南人的性格：“自尊心強，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風氣，信仰釋、道，篤于崇拜祖先，迷信思想深，淡于金錢，反抗心理強，有嫉妒、排擠風氣，多慷慨悲歌之情。”狗日的說的還真對。中國自古以來的朝代，都是流氓無產者打天下，但打下江山后，“起朝儀”，訂制度，就有賴于高級知識分子了。所以當年的山大王要搞帝王政治，還不得不“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山東是士大夫之鄉，高級知識分子成堆。所以，山東人是最理想的收拾殘局的人，善后重建的工作歸山東天經地義，因為這里是齊魯大地、禮儀之邦、孔孟故里，他們擅長訂章程。 毛主席說“我們不搞山頭，但我們承認山頭”。對于歷史的態度咱也一樣，不糾纏，但得承認。歷史上山東人訂制度搞穩定是有經驗的。讀過點歷史的人知道 “王與馬，共天下”一說，這“馬”就是東晉的皇帝司馬睿，而“王”即著名的王導，南渡的東晉新建不穩，靠王氏一族維護周全，朝廷一切典章祭祀、官制禮儀，悉付王氏。而王氏就是山東瑯琊（臨沂）的世家大族（包括書圣王羲之），牛逼全國，門生故吏遍及天下。唐朝劉豫裼著名的《烏衣巷》間接印證了王氏大族的地位——“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個叱咤風云的華麗家族，曾經翻云覆雨，掌握河山沉浮于揮手之間。而烏衣巷就是士族上流的聚居地，平常車水馬龍，高干如云。這個“圈子”很排外，鄙視寒庶，甚至低門士族也不帶搭理，而圈子內部門當戶對，勾連緊密，后輩子孫形成勢力強大的“太子黨”。他們制定游戲規矩，把持官吏選拔，掌控朝政，頗有“禮樂征伐自圈子出”之意味。這撥高級知識分子是社會最穩定的力量，同時又是最腐朽沒落的一群。所以，山東人并不是理想的革命者，相反，他們可能是革命的對象。所謂革命就是要打碎一個舊世界，所謂“打過長江去”，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也，而舊世界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就是山東人規劃和建制的，因此，在革命爆發后，山東人是恐懼的。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山東人的心路歷程也悄悄發生了變化，由恐懼、觀望、被裹挾到積極投入。我們回憶一下中學的歷史課本，歷朝的農民起義，前面的仗都打得差不多了，總有一批駐足良久的地主知識分子突然站了出來，他們散家財，興義兵，匯入革命洪流。哈哈，這好像說的就是山東人，他們就像童話拔蘿卜里的小老鼠，最后一使勁，把蘿卜給拔了出來。 革命領袖對士大夫的感情很復雜，又恨又愛。恨他們反動、動搖、參加革命晚，投機意味濃。愛他們，是因為“進城以后”，自己也要變成他們，而且需要他們重新恢復曾被自己親手毀掉的東西。于此，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無調侃地說：“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哈哈，那就算半個好了。每種精神都有其時代背景，反叛不能成為一個民族向上持久的力量。革命是因為改革遇到障礙不得已逼出來的，但多年來，革命主義成為本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和信仰，以至于制造革命。兄弟受黨教育多年，革命熏陶日久，每遇思考，無論大小，輒被革命方向指引，還請改良或保守仁兄諒宥之。關于錢先生的“三個半說”，兄弟羅里巴唆一大堆，一語歸綜，即兩廣人跳出來，說：革命了！于是江浙出錢，湖南出人，鬧將起來，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山東人出來擬章程，就這么，天下由大亂而大治，三個半人便搞定了。你說是不是？如果把這三個半人比作人生的四個階段的話，那么兩廣人就是叛逆的少年，湖南人是熱血的青年，江浙人是成熟的中年，那半個山東人便是世故的老年了。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綜觀上文，以孔圣人之“三戒”驗諸錢先生之“三個半”，其長其短，其優其劣，諸兄得無別有會心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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