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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豐田公司的展廳里徘徊了很久，心情難以平靜。后來索性坐進供游客歇息的沙發里，那款制作精良的汽車發動機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思緒脫韁似地奔回了20年前。

大學畢業時我已經35歲，進入“國企”幾年后，成為該廠新來大學生中首批提拔的工程師之一，同批提拔的工程師里，有幾人與我相似，也是曾經的“插隊知青”。我們雖然從莊稼漢、牧馬人變成了內燃機工程師，但深知自己年齡已偏大，要學要干的事太多，為了搶回失去的時間，這幾個人都有過累倒在車間的經歷，因此也被稱作“拼命三郎”。

我敢斷言，在80年代，我們這些人的勤奮、執著、一絲不茍的精神決不亞于日本同行。

在我主管的產品里，有一項是火車制動系統的關鍵設備，該產品用國外圖紙已經生產了多年，但是受文化革命的影響，從來沒有做過“型式試驗”(注)。為了確保鐵路運輸安全，鐵道部授權我廠建造試驗臺，并在試驗臺通過鑒定后，將全國七個單位生產的同型號產品，調來我廠進行嚴格考核。

我是試驗臺以及代表部里實施考核的技術負責人，官方通知上有明示，我在試驗期間不聽命于工廠，最終試驗報告必須經我簽字才有效。

試驗工作歷經一年多時間，我廠產品是被測試的最后一批。試驗還沒結束，實驗工就走漏了風聲：“我廠被考核的樣機故障頻頻，可能過不了關”，消息在廠里掀起了軒然大波，在這場風波里，我處在風口浪尖。

先是一位副總工，越權命令試驗班長更改試驗條件，被我發現后堅決地制止了。之后，班長傳話過來：“頭兒讓我問你，你還是不是咱廠職工？為什么不聽指揮？”我嚴肅地告訴班長：“你聽我指揮，我負全部責任。否則，你自己單獨負責。”隨后，我請見那位副總，當面告訴他：“我是咱廠職工，我愿意服從命令，請您現在就簽發改變試驗條件的書面命令，我要留存！”......他惱羞成怒，一言不發，甩手走了。

采集到的大量數據經過幾天計算，得出最終結論，確認我廠的產品為“不合格”。我的頂頭上司立刻找我單獨面談，要求修改原始數據，被我畢恭畢敬地、斷然地拒絕了，我同時聲明，作假的東西我不會簽字。

向部里交付的有關我廠產品的最后報告，我沒有看過，聽說我的名字被用計算機打上去了……我隨即正式向廠領導遞交了辭職報告。

試驗結束后，我寫了一篇論文，詳述這款產品的質量問題和改進的方法，并請命改進設計,“試驗證明，這個外來產品是落后的，現在我們手里有中國境內最全面的原始試驗數據，正好據此針對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改型設計，我愿傾盡全力盡快拿出全新的設計方案！” 很遺憾，沒有人搭理我，只是有人轉告我，“領導說了，論文不許發表。”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離廠十年之后，廠里忽然找我，邀我討論我當初留下的“改型方案”，準備設計新型號產品。嗚呼哀哉！做這么一個決定,竟然用了整整十年時間！！！

九十年代初，我進入科技公司后，參與研制的新產品，曾多次與日本公司發生過激烈競爭。其中一個項目，對基礎工業具有重大意義，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起步研制，展開了爭先恐后的較量。為了早日獲得自主知識產權，中國的工程師們在很低的待遇下，廢寢忘食地工作。為了節省科研費用，我曾帶領工人跑遍了全北京的廢品收購站，收購企業扔棄的大功率電機，修復后用作試驗……

但是，就在項目剛剛投入試產不久，國家撥付的科技資金被領導挪用（聽說去炒海南的房地產了），巨額科技資金從此一去不歸，項目因此夭折。兩年之后，該項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在中國和全世界表現出巨大需求，日本人賺了個歡天喜地，我們呢？望洋興嘆之后，數百人各尋出路，全都掉進了“海”里……

我看著那臺漂亮的發動機樣品，除了贊嘆，從這顆中國工程師的心底里涌出來的，卻是一股又一股的酸楚。我們被日本遠遠甩在后面，真的不是我們技術人員不努力啊！

雖然現在的中國比以前強大了，但是我們沒有資格妄自尊大，在很多方面我們離“發達”相差甚遠！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生產的暢銷貨，主要是低端產品。我們的財富，也主要是靠廉價勞動力積累的。而這樣的財富，攢得艱難，消失得卻很快。

經濟危機正在給我們猛敲警鐘，該清醒清醒啦！只有深入改革，根除我們體制方面的系統性頑疾，才能在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建筑中國新的、持久的繁榮。

注：型式試驗是為了驗證產品能否滿足技術規范的全部要求所進行的試驗，包括模擬使用環境進行的可靠性驗證。試驗樣品從制造廠的最終產品中隨機抽取，試驗則在被認可的獨立檢驗機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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