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長江金融超市
兩江交匯大武漢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武漢的經濟結構與規模都跟同為中部中心城市的長沙非常相似。那一年武漢的GDP為53.4億，其中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5.8億，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增加值34.5億，總人口數為567萬。而長沙的GDP為56.7億，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9.9億，第二產業增加值33.1億，總人口數為470萬。在這個時刻，武漢的產業基礎跟長沙差不多，武漢算是中國民族工業的起源地之一，有一些紡織與煉鐵的基礎，在文革期間這兩個東西也沒被破壞干凈。長沙則算是當時中國中部最重要的軍工城市，依托于“國防科大”，建立起了完整的軍工產業鏈。這兩個城市在改革開放之后，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重工業作為了自己經濟發展方向。到2000年，新世紀到來的時候，武漢已經逐步發展起了從鋼材冶煉、重型化工到裝備制造、汽車的整條產業鏈，代表性企業包括武鋼、武重、武鍋和東風汽車。而長沙則只搞出一個重型工程機械產業撐門面。2000年武漢的GDP為1206億，其中第二產業增加值533億，總人口749萬；而長沙的GDP為715億，只相當于武漢的59%，第二產業增加值為278億，只相當于武漢的52%，人口583萬，只相當于武漢的78%。經過20年的發展，武漢已經將長沙遠遠的甩在了身后。
進入新世紀的武漢有著非常完整的重工業產業鏈，與之同時，它有著數以百萬計的高素質的產業工人，他們世代群居漢口，手藝代代相傳，識文斷字，并有著高度的生產紀律性。完整的重工業產業鏈再配合高素質的產業工人群體，簡直是所有企業家心目中的天堂。在中國，能同時實現這兩點的城市，除了武漢之外，只剩下一個沈陽。然而沈陽在新世紀之后迅速的走向沒落，而武漢則繼續突飛猛進，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并繼續往上下游拓寬產業鏈。解釋造成這種差別的緣由，就是本文的核心任務。
（攝影作品中典型的重工業工人形象）
在這里，我必須先集中闡述一下，重工業是什么？重工業是制造“生產資料”的工業，一方面，它生產工業原料，比如鋼鐵冶煉；另一方面，它生產工業機械，比如重型機床、大型鍋爐。這些東西在中國人的眼中，就是傻大黑粗的代表。似乎重工業就必然煙塵滾滾，遍地油煙，工人們進出廠門，都是滿身污漬，一身臭汗。然而重工業必然如此嗎？它就不能精細化嗎？工業原材料發展到后期，就是材料工藝。在新型材料領域的空白狀態，是制約中國制造業進步的最大桎梏，沒有之一。我們傳統的鋼鐵冶煉業如果能夠進一步發展，就能生產特種鋼材。2015年中國的普通鋼材產量11.2億噸，基本全都屬于嚴重過剩產業，售價大概在2000元/噸左右，全面低于成本價，鋼企們的日子過得苦不堪言。與此同時，2015年我國進口了1278萬噸的特種鋼材，總進口額889億人民幣，算起來單價高達6856元/噸，是國內普通鋼材售價的3倍多。
老蠻我自己是玩刀的，沒事就定制一把刀玩，但是材料從來都只用進口鋼材，國產的所謂特種鋼，無論號稱材料硬度達到多少HRC，都是瞎扯淡的。嗯，順帶說一句，我手上最好的一把刀，用的是日本產的粉末鋼，硬度67HRC，面對國產鋼材打造的刀具，基本上能做到削鐵如泥。至于工業機械領域，發展到極致，就是精細制造，就是三D打印。這方面我們更是想都不要想。以金屬加工機床（包括切削及成形機床）為例，國內2015年生產了8.9萬臺，但是當年度居然進口了9.1萬臺，比國內的生產量還多。國內的機床主要應用于粗陋型的生產，砸個鐵板做個釘子啥的，稍微精細一點的標準件加工，企業們都會優先選擇進口機床。三D打印企業，說起來好像我們擁有了很多似的，但實質上，就是從國外把全套設備乃至是原料統統進口過來罷了，國內就是組裝和演示了一下，然后就號稱自己也有三D打印能力了。這跟掩耳盜鈴也沒啥區別。中國從1980年改革開放，開始了工業化進程，36年過去了，重工業還是個臟笨粗陋的形象。明明發展空間大得要命，往前的空間還多的是，偏偏就是不肯繼續往前走。我們就滿足于停留在傻大黑粗的階段，不停的重復建設臟亂差的工廠，搞得產能過剩得要命。這事兒的原因細究起來，無非就是重工業企業往往都屬于所謂的國家命脈，基本上國企都處于高度壟斷地位，輕易不容民資涉足。另一方面，飽受歧視的民資的資金成本都高得要命，確實也支撐不起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長期巨額投入。
這兩個因素疊加起來，基本上就造成了這個國家的重工業在這三十多年來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除了進口一些外國的生產線之外，就沒有過別的什么原創性的進步。正因為此，在最講究精細化的集成電路方面，中國基本上全面依賴進口。2015年中國國產集成電路1087億塊，而進口量高達3140億塊，進口總額高達1.43萬億人民幣，要知道2015年中國的原油進口量也只不過8333億人民幣而已。而2015年中國全年的海關總進口額也只不過是10.45萬億人民幣，單集成電路這一塊，就占了13.7%。中國的所謂發達的電子產業，基本上就建立在集成電路的大規模進口之上。
東北地區自改革開放之后，基本上處于凝固狀態，沈陽堅持搞了三十多年的傻大黑粗的重工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被這個越來越講究精細化的時代所淘汰，河北唐山基于相同的原因墜入了深淵。但是武漢卻是個異類。首先，在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還沒有爆發的時刻，武漢就開始了主動縮減產能。2013年武漢鋼材產量達到1812萬噸的峰值，2015年就降到了1588萬噸，減幅高達12.4%；同期全國的鋼材產量則從10.68億噸上升到11.23億噸，增幅5.1%。紡織領域同樣如此。2013年武漢的布匹產量達到1.49億米的峰值，到2015年，就降到了8412萬米，降幅高達43.5%！而同期全國的布匹產量則從683億米上升到710億米，增幅4%。武漢在三年前，就開始了主動去產能，而其它城市在此期間，卻在拼命的擴大這些垃圾產能規模。即便重慶這樣所謂的經濟明星城市，鋼材產量也從2013年的1323萬噸上升到2015年的1411萬噸，增幅6.7%，增幅甚至比全國同期的增幅還高了1.6%。呵呵，呵呵，呵呵呵。
武鋼停產
武漢從2000年開始布局光纜產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到現在幾乎占據了國內的壟斷性地位，烽火通信和武漢長飛這兩家武漢企業，現在算是光纜產業領域內最知名的品牌企業。2015年武漢的光纜產量4224萬芯千米，全國的總產量為34947萬芯千米，武漢的產量占全國的比值為12.1%。說起來，光纜這種東西，講究就是精細化的金屬加工，這正好是武漢的金屬冶煉行業的延伸，算是重工業產業鏈的拓展。從這個角度上看，武漢從2000年開始，就已經走上了精細化生產的道路。此外，從重型化工延伸出去的化學制藥，同樣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2015年武漢的化學藥品（原藥）產量1.67萬噸，較2008年的5326噸，增長了214%。當然了，從重工業發展到汽車行業，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武漢目前是中國汽車品牌最豐富的城市，擁有東風、雪鐵龍、標志、本田和雷諾五大品牌。2008年武漢汽車產量74萬部，到2015年增加到143萬臺，增幅93%，汽車產業自此發展成為武漢的支柱型產業，年產值超過2500億。
在另一方面，在傳統的重工業之外，武漢積極拓展消費品制造產業。2004年武漢引入臺灣最大顯示器制造企業冠捷。到2008年，武漢的顯示器產量1044萬臺，2013年1372萬臺，2015年達到1835萬臺，占全國總產量的比值約11%，是中部地區最大的顯示器產地。這里順帶說一句，國內最大的顯示器產地是江蘇南京，2015年的年產量為2939萬臺。
這么總結起來一看，武漢的光纜產業和顯示器產業，都占據了全國10%以上的市場份額，化學制藥和汽車產業表現得也不錯，對武漢這么一個中部城市來說，在主動縮減傳統的重工業產能的同時，竟然發展出了四個全新的支柱型產業，這種成績真如神跡一般，讓人耳目一新。在全國所有的城市之中，唯有武漢，能實現這種真真正正的產業升級換代。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武漢的這種產業升級，并不是靠所謂的投資拉動的。2008年武漢的固定資產投資1055億，全省2834億，武漢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37%。到2015年，武漢的固定資產投資7725億，而全省28250億，武漢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下降到了27%。7年下來，比值足足下降了10個百分點。在事實上，武漢經濟沒有絲毫的固定資產投資依賴。它只不過是從根子上重視實業，它真正的在嘗試精細化生產，在扭轉中國制造“傻大黑粗”的形象。
武漢的政府官員大概算是中國最含辛茹苦的一批人了。他們每天都要面對武漢市民的嘲諷和唾罵，但是他們十年如一日的推進著中國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工作：重工業向精細化升級。到今時今日，這個城市終于成為中部最重要的新型產業集中地，在經濟日益蕭條的今天，在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唯有武漢和合肥，能夠實現產業經濟的平穩增長，能夠實現制造業的升級換代。也正因為此，抱著避險目的沖入樓市的資金，推動了這兩個城市房價自去年以來的迅猛上漲。
二、風起合肥——投資依賴型城市的標桿
合肥濱湖新區
1、投資依賴
合肥在國內的口碑非常一般：嚴重的投資依賴和飆升的房價，是這個城市留給普羅大眾的最主要的印象。然而本文將會通過嚴密的數據鏈條，顛覆大家對合肥的印象。本文為合肥選定了兩個相同類型的比對城市：重慶和西安，這也是中國三個最為知名的投資驅動型城市。
來看看這三個城市的固投數據。合肥陷入投資依賴之中，始于2007年，當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額1310億，GDP為1334億，比值98%。此后合肥長期維持著這種百分百左右的固投比值。2010年合肥固定資產投資規模3066億，對比當年度2702億的GDP，比值高達114%；2015年合肥固投規模6153億，對比5660億的GDP，比值109%。要說推動合肥經濟增長的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持續時間長達9年的海量固定資產投資，想來不會有任何爭議。
與合肥的情況類似的是西安。2007年西安固定資產投資額1435億，對比當年度1737億的GDP，比值為83%；到2010年，3250億的固投額對比3240億的GDP，比值就達到了100%，此后這種百分百的比值長期維持，2014年5903億的固投額對比5474億的GDP，比值達到了108%。當然了，2015年西安固定資產投資額連年高速增長的勢頭突然被打斷，出現了很明顯的下降，從2014年的5903億劇烈下降到了5165億，對比2015年5810億的GDP，比值下降到了89%，但這仍然是一個很高的比值。至于西安的固定資產投資被打斷的原因，這事兒太敏感，這里就不細述了。
至于重慶，固投比值沒有像合肥西安這么夸張的長期維持在百分百的超高位上，它是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07年重慶固定資產投資額3161億，GDP為4111億，固投對GDP的比值為77%。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額6939億，GDP為7894億，比值上升到了88%。到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額15480億，對比15719億的GDP，比值上升到98%。
我們現在的所有問題都將會集中到這一點上：為何同為投資驅動型城市，合肥重慶和西安的經濟發展結果卻千差萬別？固定資產投資本身，有沒有優劣之分？對于這個問題，此前在中國經濟界從未有過正式的研究，而老蠻我既然提出了這個問題，當然會給出一個讓大家滿意的答案。
2、工業立市
首先要明確的是：合肥是一座典型的工業城市。2015年合肥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增加值為3098億，較第三產業（金融服務業）增加值2299億，比值為135%。第二產業規模較第三產業規模高出了足足35%。要知道作為省會城市，一般都會集中全省的人力財力物力，把第三產業的泡泡吹起來，這對全國所有的二線省會城市來說，都不算什么難事。舉幾個合肥周邊的例子來說明一下。浙江杭州，作為互聯網圣地，2015年第二產業規模較第三產業少了足足33%；江蘇的千年古都南京，2015年第二產業規模較第三產業少了30%；湖北武漢，國內唯一實現了傳統重工業升級換代的城市，第二產業規模也較第三產業少10%；而大河南的工業重鎮鄭州，第二產業規模也只是比第三產業微弱高出2.4%。這周邊四個省會，第二產業都沒有合肥那樣顯著的優勢地位。這么一比較，用“工業立市”來總結合肥的產業經濟特征，應該是恰如其分。
至于本文中拿來作為重點對比的那兩個投資依賴型城市，重慶的第二產業增加值7071億，對比第三產業的7497億，比值為94%，兩者非常接近，第二產業規模只比第三產業少了6%。而西安的數據就將迎來一個大驚嚇。2015年西安第二產業增加值2165億，對比第三產業3424億的增加值，比值僅僅只有63%，第二產業規模較第三產業規模少了足足37%。對比來看，第二產業對第三產業的規模，合肥為135%，重慶為94%，而西安只有63%。合肥是這三個投資依賴型城市中最為典型的工業城市，重慶的發展較為均衡，而西安則是明顯的跛腳虎，工業完全沒有取得支柱型的地位。
這種產業經濟結構上的差異，一定會在在宏觀經濟發展數據上表現出來。考慮到2011年三分巢湖對合肥經濟規模的影響，我們只對比從2011年到2015年的GDP數據。合肥的GDP規模從3636億增長到5660億，增長幅度為56%；重慶的GDP規模從10011億增長到15719億，增長幅度為57%，與合肥基本相同。而西安的GDP規模則是從3864億增長到5810億，增幅只有50%。單純看2015年的話，差別更大。2015年合肥GDP為5660億，相對2014年的5157億，名義增幅為9.7%；重慶2015年的GDP名義增幅為10.2%，而西安只有可憐的6.1%。
如附表所示，我們給出了從07年至2015年合肥重慶和西安固定資產投資的兩個最主要的投向，制造業和房地產開發的投資數據。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合肥將32%的固定資產投資投向了制造業，顯著超過房地產開發業的24%，這恰恰就是合肥在這三個城市中取得最快的經濟增速的原因；重慶則在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上進行了均衡投資，兩者均為25%；而經濟發展速度最慢的西安，則只將15%的資金投向了制造業，卻將30%的資金投向了房地產業。這種數據對比的結果讓人一目了然。重視實業，將資金引入制造業，才是發展經濟的正道。地產開發，金融貿易，路橋機場，這些第三產業領域的投資，都建立在制造業的根基之上。根基不牢，第三產業的泡沫遲早都會破滅。建再多的房子，也不過是鬼城；修再多的銀行，也只能破產；建再大的機場，也沒有乘客。
以工業立市的合肥，無疑沒有辜負海量的投資。它科學的將三成的資源都引入了制造業。這種連續九年的實業沉淀，一定會結出絢麗的碩果。
3、實業碩果
說到這里，我們已經知道了，合肥的特點就是工業立市，這是它區別于其他投資依賴型城市的核心特征。國內此前根本就沒人從這個角度去研究過投資型城市的差異。然而，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經濟數據狂，如果我只論證到現在這樣的程度，依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即使是制造業，也有過剩產業和朝陽產業的區分。重慶對制造業也算是重視，投資規模也挺大，但是它主要是把資金投入了鋼鐵水泥鋁材這類過剩產業里，以鋼材為例，2007年重慶的鋼材產量436萬噸，到2015年已經狂漲到了1411萬噸，9年時間，產量劇增了近一千萬噸，增幅高達2.24倍。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被中央財政遺棄了的東北三省為了鋼材這類過剩產能焦頭爛額，下崗工人以百萬計，而獲得了政策青睞的重慶還在堅定的擴大鋼材生產規模。即便是重慶將25%的固定資產投資額投入了制造業，比西安要高出了10個百分點，但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是沉淀在了過剩產能之上。重慶這種投資帶來的過剩產能增長，注定只是曇花一現，毫無后勁可言。那么，合肥的制造業的情況又怎么樣？它能經受得起時間的考驗嗎？
合肥制造業排名前三的產業依次為：裝備制造、家用電器、平板顯示及電子信息。我們來看看這三個產業所對應的具體代表性產品。裝備制造業方面，2015年的數據還沒公布，不過可以看看2014年，工業自動調節儀表與控制系統的產量為42459套，這玩意在2007年前的產量基本為零，此后從無到有，逐步承接了上海裝備制造業的轉移浪潮，2011年的產量為18501套。從2011年到2014年，產量增幅高達129%，并因此成為合肥制造業排名第一的產業。
再看家用電器業方面，這個倒是合肥的傳統產業，2007年合肥家用洗衣機產量551萬臺，家用電冰箱產量670萬臺，彩色電視機產量257萬臺。到2015年，家用洗衣機產量提升到1585萬臺，增幅187%；家用電冰箱產量2550萬臺，增幅281%；彩色電視機產量697萬臺，增幅171%。家用電器目前在國內確實也呈現消費疲弱之勢，但無論如何，也比重慶在鋼材水泥上堆砌投資，要好得多。
最后看看平板顯示及電子信息業。2015年合肥的液晶顯示屏產量高達2.3億片，與自動化控制系統類似，這玩意甚至在2012年之前，合肥都還沒有生產能力，同樣是從無到有，到2013年的產量就達到了1.1億片。2013年到2015年的3年時間里，產量增幅高達109%。
當然了，為了避免重慶粉跟我較勁，我把合肥的鋼鐵產量的數據也列出來。2007年合肥鋼鐵產量159萬噸，2015年的產量為282萬噸，按比例來算增加了77%，也確實算是有所增長，只不過從絕對值來算，少得可憐，要知道重慶的鋼鐵產量增長，那都是千萬噸級的。合肥的這點子產能，連重慶的零頭都比不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合肥廬陽工業區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合肥固然是一個典型的投資依賴型城市，但是它沒有浪費資金。它盡其所能，將資金引導到了實業之中，這為它帶來了產業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人口的大量增長。在附表中我們給出了2011年至2015年三個城市的人口增長數據。在比例上，合肥的人口增長幅度無疑是最高的。如果把時間拉長到2007年至今，合肥的常住人口增幅更高，從491萬人增長到779萬，即便扣除2011年因三分巢湖而增加的182萬人口，增幅依然高達21.6%；同期重慶的常住人口則是從2816增長到3017萬，增幅僅為7.1%；至于西安，則只不過是從830萬常住人口增長到870萬，增幅只有可憐的4.8%。
我們必須明白，對于依靠投資驅動經濟發展這件事本身，很難給予道德上的評價。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取得的所有成績，其實說到底，就是一種投資驅動的結果。吸引外資，工農業剪刀差，以及窮西部的財力支援東部的基礎建設，凡此種種，都是投資手段，都是集中資金辦實業。經濟發展一定需要資金推動，將投資驅動污名化，這事其實很沒意思。這些年來國內外的經濟學界對我大中國政府大量印錢投資口誅筆伐，罵得好像投資這事從根子上就錯了。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你要像西安似的，錢都花到了面子工程和房地產上，對實業不聞不問，這種投資肯定是錯的。但這是投資方向上的問題，不能因為出了西安這種奇葩，就否認合肥在經濟上取得的顯著成效，甚至把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都給否認掉。
投資！向實業投資！這才是這個國家此前能維持長達30年的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忘掉了這一點，迷信房地產和互聯網才能救中國，這一定意味著災難。而災難，已經近在眼前。
三、辛酸常州——堅守實業，負重前行
常州的民營資本非常發達。2015年，常州民營經濟增加值3541億，占當年度常州GDP的比值高達67%，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地位。有意思的是，這些民間資本主要集中在實業領域，在2015年常州民營經濟創造的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866億，占民營經濟增加值的比值為53%。在投資數據上更能看出常州民間資本對實業的堅守。2015年，常州固定資產投資總額3399億，其中民間投資額2574億，占比76%。這2574億的民間投資中，有1513億投向了工業領域，占比高達59%。今年1到7月份，在實體經濟日益蕭條之下，常州人民依然頑強的堅守著實業投資的傳統，民間投資總額1580億，其中工業投資980億，占比不降反升，達到了62%。基于我本人的惡趣味，我實在是要拿廣州這個二逼城市來對比一下。今年上半年，廣州自吹自擂，號稱民間投資大增，非常非常的牛逼，結果檢驗一下數據，853億的上半年民間總投資，倒是有562億投到了房地產開發領域，占比高達66%。而今年1-7月，忠于實業的常州人民只不過將213億的資金投入了地產開發領域，占民間總投資的比值只有微不足道的13%罷了。
老實說，常州的產業經濟數據讓我很是吃了一驚。2015年常州GDP為5273億，相對2014年的4902億，增幅7.5%，對于常州這樣一個以民營工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城市來說，這種增幅還真是難能可貴。最重要的是，它的工業企業整體上還能掙錢。2015年常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647億，對比2014年的618億，竟然也還有5%的增幅。本公號的讀者都知道，在現在的蕭條時代，工業企業利潤存在普遍性的下滑，只有極少數的城市，才能實現這種利潤增長。到2016年，常州的產業數據依然不錯。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308億，同比增幅高達15%。當然了，在這些亮眼的數據之外，也還有一些不和諧的數據：2014年常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虧損面為14%，2015年上升到20%，到今年上半年，依然高達19%。每5家常州的工業企業，就有一家處于虧損狀態。這么看起來，一方面，常州的企業整體盈利在增加，整體上的日子也還過得去；另一方面，也還有高達五分之一的企業舉步維艱，在經濟蕭條的大潮之下掙扎求生。將這些數據背后的酸甜苦辣挖掘出來，或許可以讓我們知道，城市政府，乃至這個國家，應該怎么對待民營資本。
說起來，江蘇南部各市，除了以外資科技產業為主的蘇州，無錫和常州都面臨著傳統產業升級的終極難題。無錫的玩法是簡單粗暴的關停傳統的重型化工和電氣企業，然后政府拍板，引入一批所謂的新能源和智能制造這類純粹玩概念的破爛玩意，結果就是將無錫經濟直接帶進了溝里，痛苦不堪，現在連翻身的希望都看不到。幸運的是，常州沒有無錫那么二逼，他們選擇了學武漢：在延續傳統的機械裝備、鋼鐵冶煉和重型化工產業的同時，走上了精細化生產的道路。這種選擇為常州開拓了一片新天地。
常州的產業轉型始于2008年的金融海嘯期間，當時各類機械裝備、鋼材和化工原料在整個常州的各大工業區堆積如山，當成廢品賣都賣不出去，這種噩夢一樣場景讓政府領導們不寒而栗。要給自己的產品打開銷路，最好的辦法，絕不是簡單粗暴關停這些傳統產業，推倒重來。而是實現精細化生產。你生產的金屬加工機床太差，只能實現毫米級的加工精度，當然沒有市場，你的機床當然是嚴重過剩。但是如果能提升工藝，能實現微米級的加工精度，那立刻就是一片廣闊的市場。你的化工行業只能生產最低端的乙烯原料，當然是過剩，但是如果你能更進一步，生產高純度的化學藥片，那當然就不用再擔心銷售問題。事實上，實現精細化生產，在你已有的產業基礎上實現升級，需要的資金投入，絕對比推倒重來要少得多。然而我大中國的地方政府，基本都是一幫二逼，面對著產能過剩問題，第一時間想到的，一定是推倒重來。地方政府所謂的產業升級手段，一般就是意味著驅趕已有的優勢產業，然后拍腦袋引入所謂的新興產業。無錫政府驅趕化工業，佛山政府驅趕陶瓷業，都是這種二逼癥狀發作罷了。這要能實現產業升級，那就是見鬼了。
2007年常州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4254億，其中五大支柱型產業分別是：機械裝備行業，其產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值為34%；冶金行業，占比20%；化工行業，占比14%；紡織服裝行業，占比14%；電子行業，占比5%。到2015年，經過了八年的轉型，常州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到了11454億，其中機械裝備業占比上升到了40%，在軌道交通設備和道路機械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化工行業超越了冶金行業排第二位，占比17%，具有代表性的產品是化學原藥，年產量1.5萬噸；冶金行業下降到第三位，占比16%；紡織服裝行業依然排名第四，但是占比下降到了9%；而排名第五電子行業的比值幾乎沒變，6%，主要的產品為單晶硅和太陽能電池。
常州目前的產業狀況，機械裝備和精細化工產業發展很快，已經具備了很強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這就是常州的制造業能實現整體上的利潤增長的原因。而冶金和紡織產業領域出現了萎縮，常州的虧損企業基本上都屬于這兩大過剩產業，比如黑色金屬冶煉行業的虧損面高達30%。至于第五大產業，電子光伏行業，這個領域基本上屬于瞎扯淡，基本上所有的生產線、關鍵技術都依賴進口，也沒有市場競爭力，就靠財政補貼活著。好在占比不高，才6%，常州也就是跟了個風，隨便搞了搞，沒有像無錫似的，將所有的寶都押在這種神經病產業上。
這么一看，這八年以來，常州的五大支柱型產業有升有降，總體上還算有序。兩大產業盈利，抵消了另外兩大產業的虧損。最關鍵的是：常州政府，以及常州的企業家們，堅守著自己的實業夢想。這個以民資制造業為主的城市，從來沒有陷入地產開發依賴之中。附表給出了常州從08年至今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工業投資占固投的比例長年都穩定在50%以上，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工業投資占固投的比例高達54.1%，較2015年還提升了2.4%。在全國各地一片炒樓之聲的時候，常州的精英群體保持了絕對的理性，根本不為所動。在2013年，常州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額達到699億的峰值之后，此后居然是一路下滑，2015年下滑到508億，較峰值期竟然下滑了足足27%。今年上半年的地產投資額，較去年同期繼續下滑3%。
這就是常州。它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群體在洶涌的投機浪潮中，堅守著實業夢想，負重前行。然而，最辛酸的是，常州的普通市民，在地產商的煽動之下，痛罵常州政府沒把樓價炒起來。他們聲稱常州即將淪為鬼城，對常州的精英群體堅守實業的種種艱辛不屑一顧。在無知的常州市民眼中，似乎只有把樓價炒到天上去，讓政府和企業家們將實業投資統統轉到地產投資之上，營造出一個紅紅火火的樓市，才是負責任的精英群體，才是城市經濟繁榮的標志。對此，我沒什么多余的話說，我只能對著這幫無知的人，比出一個中指；然后轉身，向堅守實業的常州的政府官員，以及民間企業家群體，深深的鞠躬致禮。
（本文作者：風起荒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