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劉偉民 李振明
制造業發展要求突破技術與人力資源瓶頸
當我們考察全球經濟中中國產業的競爭力時，可以發現其具有很強的結構性特征、階段性特征和區域性特征。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必須先發展低科技，進行資本積累，然后升級換代，進人中科技和高科技。而現在中國在各個層次都齊頭并進。”(高柏，2004)我們不妨總結中國產業發展階段一結構一地域的關聯性，如表1。
從世界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看，成熟的市場環境、強大的科學基礎研究機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金融機構是實現產品創新(自主創新)的優勢條件(如美國)；而官民高度協作、全球性的技術跟蹤、實用主義的反求工程和發揮比較優勢的市場戰略則是實現產品模仿創新和制程自主創新的制勝法寶(如日本)；還有以高加工度產業為引導，以代工(0EM)等形式起步，從產品與制程的模仿著手，以制程的改進性創新為主，實現技術升級、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地位；同時隨經濟與技術實力的增強日益注重發展高技術工業(如新加坡以及我國臺灣地區)。
既然中國要謀求國家創新、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就必須從以上三種創新模式中吸取經驗。在追求高端科技和保持低端經濟規模的同時，還必須非常重視發展、提升中科技以及重工業。因為“中科技提供的就業比重非常大。如果中國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和高質量勞動力兩個層面的結合，將產生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高柏，2004)
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是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必然戰略選擇。目前中國制造業的主要產品為服裝、機電、家電、化工材料、船舶、集裝箱等，而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途徑是代理品牌加工，其顯著特點是勞動密集、資源高耗、管理簡單、生產原始、高污染、高強度、低成本、低利潤等，也是所謂競爭的比較優勢所在。從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看，提高低端產品(低科技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發展中科技，改造和振興重工業都是必要的，同時，還要提升開發、生產及其組織管理過程的質量，優化價值鏈和強化分工中的專業水準，這種挑戰必然反映到技術和技能人才這一發展的瓶頸上來，也必然反映到這些職業人才流通的市場化、職業資格的標準化及其教育和培訓機制的現代化上來。
此外，發達國家是在實現工業化 (industrialization)以后才進入信息化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而我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進程，就面臨信息化的挑戰；當然，也獲得了技術跨越發展的機遇，就是把信息化挑戰轉化為機遇，把發展高新技術與實現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結合起來，把自主創新與模仿創新、產品原創新與技術一制程一工藝創新結合起來，把信息的產業化和產業的信息化結合起來，以縮短產業結構調整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周期。這樣也對技術和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浙江省前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經驗是得益于觀念和體制先行，中小企業發達，善于組合生產和創新要素。但隨著改革深入、加入WTO、西部崛起，競爭的全球化，創新資源要素爭奪將更激烈，該省體制先行和組合利用外部人才技術資源的優勢逐漸失去，而自身科技教育基礎薄弱、技術人才儲備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短缺經濟時期以量的擴張占據市場的企業急需向技術內涵質的提高、效益的提高、技術和產品競爭力的提高及可持續發展轉變。
在全球化分工中，中國大陸成為生產、加工、制造業基地的趨勢較為明顯，如東芝等跨國企業紛紛進入浙江建設廠區就是例子；同時，省內企業不但要形成、提升自身的技術、管理、市場等比較優勢，還要著眼國際市場走出國門；而制造業中原創新人才畢竟是少數，企業的主力軍還是適應技術、制程、工藝創新和技能發展的高素質員工。如，浙江平湖由于最近幾年的投資發展和經濟繁榮，其中僅一家日資企業投資兩億多美元，3年內每年約需招3000多人。但該市每年的職高畢業生還不夠這家企業的招工數(黃新茂，2002)。這一形勢下只有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才能根本推動地方工業和經濟發展。
從應對產業結構調整等現階段發展需求出發，積極探討適應制造業騰飛、技術跨越和企業二次發展需要的工業技術和技能人才的多元化培養，無論對于制造業技術人才資源的儲備和開發，產業技術升級與區域經濟的持續進步，還是從教育體系的完善，教育理論和實踐的豐富，乃至城市化和社會發展出發，都有明顯的應用價值。
眾所周知，普通高等教育大眾化使學歷競爭日益加劇，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和企業適用性程度低時有所聞；與此同時，媒體對“高薪聘技師、待遇超碩士”之類的報道也非空穴來風；再如溫州模式的背景之一是：品牌產品崛起的背后往往有從上海、內地“挖走”核心／關鍵技術人員和“老師傅”等人才策略；在職業技術隊伍資源薄弱的同時，大中型企業下崗率、青年待業率卻居高不下。這些耐人尋味的現象從另一側面提示了“高技術水平、高技能、高適用性都并不等同和體現于高學歷”，說明發展工業職業技術教育以及教育結構平衡的重要性，不僅直接關系到區域產業二次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建設，而且關系到人才流通以及就業與再就業機制的良性循環乃至社會的穩定與文明、公眾職業素質和全面發展。
現代制造業人才培養要反映企業技術環境的變化要求
由于傳統工業的持續進步，信息化、技術升級、企業運營模式的變革加上資源、環境、安全等因素，使適應技術跨越發展的工業技術人才培養更加復雜艱巨，對地區和產業發展也更加具有普遍意義。職業院校的課程和環境應適當體現相關的情境意識和常規知識。
制造業發展和創新包括新產品的發明、開發或已有產品的更新設計；包括降低成本和提高性能；包括流程工藝的改進和革新；包括員工、用戶人性化的生產或應用界面的進步(工業工程)等。職業技術教育培養的人才常需要參與相關設計或計劃的具體的物化的實現過程。
制造業技術跨越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傳統技術、制程、管理、市場互動等系統環節的信息化改造。即對企業的物流、作業流、資金流、信息流進行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管理、組織結構、生產要素的數字化、網絡化控制，實現企業運行自動化和企業制度的現代化。除了設計與生產環節的CAD／CAM，CIMS應用外，企業的信息化還包括通過應用企業資源計劃 (ERP)軟件、客戶關系管理(CRM)軟件、供應鏈(SCM)管理軟件等企業應用軟件來提高企業的系統效率，其中也包括與外部企業及供應商、銷售商、客戶的信息耦合、聯網等(Dell公司的產銷特征就是典型)。
例如，從浙江省企業信息化的一般規律看，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特點在制造業中表現較明顯，即分為設計生產流程與控制信息化——決策與管理電子化——電子商務幾個階段，杭州機床廠的CAD應用、祐康食品集團以ERP／EMC／EB為主的的“三點E線”交易配送管理就是其中的例子(王大安， 2003)。這些進步與市場競爭中縮短設計開發周期、降低產品成本、提高技術含量的需要密不可分，同時也離不開城市IP網等信息基礎建設發展的社會信息化背景，并構成“新型工業化道路”重要的具體內涵。
制造業信息化涉及的人才至少包括機電工程、控制工程、計算機應用、軟件工程、工業工程、管理工程等專業背景的設計、技術、工藝、系統規劃優化等人才。其中工程師當然最好有個人的跨學科背景，及團隊的跨專業合作；同時，需要能適應制程、工藝創新的技術員、技師、程序員、技術工人、市場人員等配合工作，以實現系統內涵和運作方式的更新。
除了傳統產業的改造外，技術跨越發展也表現為高新企業中先進技術的集成升級。如UT斯達康的便攜電話小靈通經由產品技術、功能、性能的升級換代和網絡設施的改進普及，加之單向、低費的用戶實惠，形成了脫穎而出的市場競爭力，對傳統的手機壟斷構成了挑戰。這類企業的技術人員具有知識化和信息化的特征，而東方通信等企業從事生產加工的技術工人則主要接受從事裝配、測試性的業務培訓。
職業教育的舉辦者應該根據產業的現實需要培養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包括緊缺的復合型人才和智能操作型人才，進而靈活地形成自身的專業化培養特色和優勢。基于浙江省多數企業的制造系統在適應產品更新、確保加工質量精度和產品可靠性等工業基礎支持方面常處于劣勢，成為阻礙工業進步的瓶頸；而信息化帶來的技術跨越機遇更未得到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方面廣泛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保證；廉價勞動力的過剩、企業家對技術培訓的相對忽視等也都阻礙著科學技術及時、高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制約了在全球市場中產品競爭力的提升。與此同時，職業技術教育從學校教育到現場培訓都欠發達，教育工作者也有必要跟蹤、了解、預測社會和市場需要，研究基于技術跨越發展等要求的企業人才結構、組織、職能、運作方式變化的特征規律(如生產的信息控制和物流的信息化管理)等，進而歸納相應的專業、準專業等各類技術人才規格類型及其知識能力素質結構特點；解決好人才需求的規模結構以及專業和課程設置、培養模式等問題。
人才培養體制、機制、過程模式應適時創新
職業技術教育的發達程度與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與文明程度同步，而且可以發展成為貫穿從低到高各個培養層次的獨立系統。如臺灣就有與普通教育橫向溝通而又具有從高級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到技術學院(包括碩士、博士)自成一貫的技術職業教育體系，并實施輪調式建教合作(產學分工合作)等培養模式。其技術和技能人力培養在勞動力密集的技術加工業發展歷程(即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過程)中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在臺灣產業結構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轉變的今天，這一體系的價值作用仍不遜色于各級普通教育。新加坡也類似，在1972年的改革中，在教育部設立工業訓練局，大幅度擴張職業技術教育與訓練 (李國鼎，1994)。
技術與技能人才培養的辦學主體有學校、企業、行業、社會機構，也有政府及公共服務機構等的協調參與。目前我國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主體類型多樣，背景復雜，辦學基礎和實力的地區差異、行業差異明顯。盡管我國已有多年的職業技術教育實踐，但對于職業技術教育體系發展的內涵規律尚缺乏深刻的認識和成熟的理論指導，與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的先進理念和成功實踐還有明顯差距。現階段的突出矛盾有學制單一，非學歷教育多樣性不足，培訓市場缺乏規范和欠發達；教育過程脫離產業現場實踐等。人世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職業資格標準以及培訓內容、規格的國際化趨勢、傳統辦學體制的市場化挑戰、勞務輸出的國際競爭等都要求我們吸收多種職業教育模式，加快改進職業教育的辦學／培訓模式、課程體系和教學培訓方法，形成多元化培養模式和職業教育體系(馬樹超，2002)。
浙江等地制造業具有以專業市場為導向的按區域、行業、技術的群集分布特征，如樂清的低壓電器、紹興的輕紡、臺州的摩配、衢州的化工、嘉善的木業、義烏的日用品等。
由于職業技術教育具有較強的行業和專業性特點，同時產業結構又具有較強的地域化分布特點，．因此地方政府、產業、學校可以加強合作，整合各方資源，拓寬培訓渠道，建設辦學和培訓基地，優化辦學體制與機制，更有定向性地培養制造業發展所急需的技術專家、技術員和高技能人才；包括為民工就業前和就業后培訓、失業人員再就業培訓提供教育資源。
區域職業教育可以區分行業共性的通用技術技能及關鍵、核心、特殊技術的不同層面；在傳統的職業學校教育基礎上，職教體系應區分不同主體及合作方式，如地區或行業中心輻射，使中小企業的共性培訓能借助行業協會的組織和資源共享、互補；而官產學功能聯合，如地方政府設立生產力發展中心或區域性的特色產業培訓基地，帶動技術培訓與交流；職業學校則需要克服封閉辦學、脫離產業需求背景的作風，大膽引進產業技術技能師資資源，專業設置、課程開發、教學組織模式也應尊重產業需求，注重專業復合(如信息化加強)、形成學制多元與進程安排靈活的彈性模式。可以從培養對象類型、學制溝通、辦學管理、進程安排、產學分工、課程體系／結構／內容、技術／技能實踐環節、創造性學習能力開發、動態適應、教學培訓質量控制等角度全面、系統和創造性地構設多元培養模式，并在現實可行性分析基礎上，針對存在的質量問題制定具體可行的對策。
行業和企業直接參與辦學可以推動人才培養的適用性。在我國職業院校中，那些從普教轉到職教的學校在經費支持和設備條件、應用技能教育、教學實習以及畢業生就業方面往往都不如那些行業專門學校。但不少原有行業中專(包括并非不景氣、沒有減負壓力的鐵道、電力、建材等行業)在改制、減員中被剝離轉到地方教育系統，使得原有的產學聯系被削弱。
而隨著行業和企業的發展進步，尤其是市場競爭的加劇，行業和企業如果不參與辦學勢必削弱其人力資源發展和企業競爭力提升的能力。有些企業在擴大規模過程中已經面臨由于技術工人、技師的需求增長而導致的人力資源危機。因此，企業創辦培訓機構，或與學校共建基地，或企業投資和參與建設職教集團，學校進行市場開發實行訂單式培養等都是必然趨勢。在一些沿海地區，發展迅速的民營企業可以依托職業學校辦學經驗和資源，吸收內地生源促進就業，以及向內陸省份進行教育輸出和投資共建，建設連鎖培訓學校和機構，都是可探索的策略，同時在符合產學利益和效率前提下，促進產、官、學合作，豐富職教資源，推動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
在專業設置和課程、環節培養中應結合就業導向進行設計，注重學校間、校企間的資源互補，引進先進教學方法和虛擬教學等手段，構設必要的技術和技能培養情境，以彌補學校教學與實際就業應用的差距。值得強調的是，在制造業現場環境，技術素質和其他職業素質是不可割裂的。因此職業教學情境必須建立技術知識行為與人際合作、生產環境維護等細節教育的聯系，如此培養的人才，其技術和技能效益才不會被非技術素質(勞動紀律、工具維護習慣)等的不足所損害，由這樣的員工組成的企業才可能有專業精神和水準。
發表于 2007-3-15 17: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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