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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欲望的洪水讓一位“網紅法師”悄然退出歷史舞臺，自然界的洪流又讓一座“蔬菜之都”面目全非。過去這一周我在日本大阪和東京參觀，可是心也被洪水沖洗著。訪問團有位知名的85后雙語主持人，周末下午在酒店咖啡廳有個座談，她晚到了，眼睛有點紅，說：“不好意思，剛才看壽光的災情，看哭了。”
你的心情現在好嗎？你的臉上還有微笑嗎？置身這樣的信息沖擊下，縱然銀座依舊繁華，壽司新鮮可口，也很難回答說是。不過，想到底，假如這就是生活的常態，而高歌猛進只是某個階段的特征，生活還是要繼續，要好好做自己，好好待家人，打好一份工，過好每一天。就像大阪，今年已經迎來了第20號臺風，和臺風相處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缺能源，節能就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們路過池田市政府，大家進去方便，看不到有人穿西裝打領帶，導游說夏天政府機關空調要開到28度。因為能源約束，倒逼日本所有產業的能耗都比歐美低20%以上。在保持同樣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日本每戶家庭的能耗只有美國的30%。你有足夠能源供給，像美國，冷氣可以開得十足，沒有條件，就得在約束下想辦法，適者生存，也能活得自在。
一切選擇都是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資源稀缺下的選擇。經濟學大師阿爾欽說，稀缺就是欲望和需求超過了所能得到的。要滿足人的意愿，無論經濟物品還是公共物品，原則都一樣。保羅·薩繆爾森有個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想提升幸福的滿足感，一靠做大蛋糕（效率），二靠分好蛋糕（公平），三靠調整期望（合理）。
在東京我開始動筆，和大家一起聊聊，當環境變得不如意，供給側該怎么辦？需求側該怎么辦？還有更重要的，同時影響供給和需求的那一側是什么？
日本的需求側和供給側
過去二三十年，日本被視為一個沉默和失落的經濟體。在大阪聽介紹，泡沫經濟瓦解后，高峰時價格1億日元的房子，最低時跌到1000萬日元。慢慢有些恢復。由于少子化、老齡化，需求不旺，創業熱情不高，目前大阪地段挺不錯的寫字樓，租一間辦公室一個月只要二三十萬日元（近日匯率1人民幣=16.3487日元，相當于1.22~1.84萬人民幣），但租況也很一般。
需求不旺和人口因素高度相關。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接近28%，比重之高世界第一（中國2007年是11.4%），加上很多年輕人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人口總量已連續幾年下降，去年前9個月同比又下降了22.7萬人。我們從機場到車站，從出租車到酒店，看到的老年服務員很多，都衣著筆挺，神態專注。神奈川縣的大和市已經宣布，要打造“不稱70多歲者為老人的城市”，改變將65歲以上（退休年齡）視為老齡的觀念，希望老人提高終身工作意識，無論多大年紀都能活躍于社會。去年，日本老年學會等組織提出將老年人的定義調整為75歲。在街上看到染著異色頭發、目光漂移的年輕人，我有點不安，但看到服務崗位上的長者，卻不禁肅然起敬。這些六七十歲，見證過騰飛、泡沫和蕭條的一兩代人，用韌性鑄造了這個社會壓不彎的脊梁。
社會總需求下降，通貨緊縮的影子就會糾纏不散，對供給側的企業壓力很大。企業無法再通過外延式的、速度效益型的方式擴張，而必須創造高價值，否則就會被淘汰。不少報道說日本人有“工匠精神”，不擴張，一輩子只做好一個店，比如銀座“壽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壽司店，10個座位，全年預約爆滿，安倍招待奧巴馬就在這里。我的理解是，在日本經商犯錯誤的代價太大，市場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所以控制不了質量的話，寧可不擴張。創立于1925年的鼎鼎大名的雪印牛奶，就是因為牛奶輸送管道閥門內壁沒有按規定水洗和進行殺菌處理，導致鮮奶中有金黃葡萄球菌毒素，2000年夏天發生了喝完以后嘔吐、腹瀉、腹痛等食物中毒事件，一天投訴200多起，75年歷史的品牌毀于一旦，不再經營牛奶業務。
需求側不景氣，倒逼供給側一要精細化管理，二要進行產品創新。我們這個代表團去了為食品行業提供包裝設備的大森機械。下面三張照片是團友——中鶴農業的侯興福先生拍的。第一張照片是衛生間，每個洗手盆上放的小擦子都呈45度放置，便于后面的人拿起來順手；第二張是電池包裝，右邊的是新工藝生產出來的包裝，能做到所有logo（標識）的位置都一致；第三張是車間現場管理，所有零部件的標號和擺放一目了然。這個機械工廠的現場管理達到食品級工廠的水平。據介紹，大森在中國也有工廠，但因為管理水平還比不上日本，所以生產出的產品的穩定性和品質比日本大森低10%到20%。
我們還去了大阪的方便面博物館，方便面是日清公司創始人安藤百福在1958年發明的。我們在博物館的“拉面工廠”體驗了從和面開始到最后成品一共15個環節的制作過程。這里每年有80萬人參觀，參加做面體驗則需要提前三個月報名，很多孩子都很喜歡。一天四班，每班48人，每次90分鐘。博物館免費，“拉面工廠”則按年齡收取300或500日元。我了解到，日本一年的方便面新產品有360種，接近一天一種，目前日清研發的重點，一是如何做到美味，二是如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比如以可生物降解的原材料來置換塑料原材料。日清推出的非油炸杯面不僅降低脂肪和卡路里，還在面條中加入了膳食纖維。日清和一風堂拉面共同研發的“即食豚骨拉面”，在中國已經開了十多家店，很受年輕消費者喜愛。U.F.O．飛碟炒面杯面則采取新穎的杯形包裝，在設計上增加了便利的倒水口，還超越了傳統用叉子攪拌的食用方法，改為搖一搖醬自然拌勻的新型食法。一碗方便面有這么多創新的玩法，讓我大開眼界。日清高度重視研發，現任董事長安藤宏基告訴我，他們有一個部門專門研究胃腸道里的微生物，還在研究上游的小麥問題。
沒有研發的企業是沒有未來的。前一段看中國上市公司香飄飄的財報，2016年廣告費3.6億元，研發費用600萬左右，今年上半年研發費用只有368萬元。錢都打在廣告上，研發上不去，卻想靠著什么定位理論占據消費者心智，消費者哪會這么容易上鉤？這方面真要好好向日本食品企業學習。
中國的需求側和供給側
日本社會總需求不足，用多少箭刺激效果也不太靈，日本人均GDP是中國的4倍，這么高的水平再上臺階也不容易。但在日本企業參觀期間，我聽到的都是自己怎么提高效率，建設企業文化，不斷技術創新，沒聽到一次對營商環境和政府政策的抱怨。日本的營商環境好于中國，但按照世界銀行發布的《2018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在所涉及的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中，日本排第34（中國第78），但在亞洲趕不上新加坡（第2）、韓國（第4），中國香港（第5），中國臺灣（第15），要實現安倍提出的“2020年之前在發達國家中躋身前3”的目標不可能。日本在創業政策和監管方面也有問題，企業要抱怨肯定也一大堆，但更多還是從自己的角度想辦法。
中國政府這些年一直強調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和日本相比，中國的潛力應該大得多，可很多企業都說找不到方向，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說需求側。現在一說需求不振，就是高房價對消費的擠出效應，而高房價很難下來，所以消費不可能上去，有人甚至說準備迎接“蕭條20年”。我們這個訪問團是食品工業的，我一問，嚇了一跳，中國寵物食品的市場一年已經好幾百億元了（整個寵物市場規模差不多2000億，8090后是養寵物的主力軍），各種寵物各種生命階段都有糧食，發情期也有專門糧食。寵物食品原來都是代工廠，幫歐美企業代工、外銷，現在很多都出來開工廠做內銷了，毛利好得很。方便面市場過去幾年滑坡，今年止跌回穩，估計市場接近400億元，可是一個高鹽、高油、高糖的辣條市場就有500億元規模，最大的企業一年銷售45億元。整個零食市場（含糖果、瓜子）有1萬多億元規模，有人預計2020年接近2萬億。中國市場的確存在不少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但要說需求不行了，地球人也要笑了。這還只是商品需求，說到服務特別是醫療教育健康等等，未被很好滿足的需求就更大了。
再說供給側。我完全贊同減稅降負，壓縮不創造價值的政府冗員，這樣能夠讓企業輕裝前進。但供給側的情況也要分類來看，我覺得針對歐美主流市場做出口的大多數中國企業，供給能力和質量基本上是無需懷疑的。上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根據“301調查”結果擬對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舉行公開聽證會，90%以上參加聽證的美國公司表示反對。例如，一家自行車廠的證詞說，目前美國進口的1800萬輛自行車中有94%來自中國，進口的3億件自行車配件中有60%來自中國，短期內無法更換供應商，如果加征關稅，板子將打在美國消費者和廠商身上。美國新娘舞會行業協會代表表示，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就像世界上的石油一樣，中國是唯一的選擇，“我們沒辦法在美國制作婚紗或者畢業舞會禮服。在美國沒有人想干這種工作，比如我找不到想做手工穿釘珠的人。”美國飾品協會總裁在證詞中說：“過去3年多我一直在印度尋找皮包用的皮革和小飾品生產的供貨商，以為印度這樣的國家可以成為中國之外的‘可替代來源’，但最終結論是，印度沒有這樣的資源、培訓成熟的勞動力和基礎設施，無能力達成中國能夠生產出來的產品的規模，特別是要考慮同等質量、價格的時候。美國本土更生產不出來。”
對于這樣的中國供應商，如果因為加征關稅，活不下去，政府應當挺身而出，伸出援手。但供給側還有另外的情況，比如“化工圍江”嚴重污染的（2012年中國排進長江的污水量接近黃河的水量）、炒地皮套利的、當年低成本弄到物業搞收租經濟的、搞龐氏金融亂投機卻偷雞不成的、衛生條件不過關的、假冒偽劣的、僵尸化的、對消費者沒有起碼敬畏的。如果這些企業也打著困難名義要求降低監管標準，請問消費者答應嗎？在日本大森機械吃中飯的時候，有團友覺得味道特別好，剛好多了幾份，就想帶回去給沒來的人吃，結果日本人說：“這些餐食放半個小時以后就不新鮮了，不好了，所以不要帶走了。”這是標準問題，在日本人看來，標準是不能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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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市政府大廳里的回收柜
這次日本之行對我觸動最大的地方，就是不能企業一喊困難，就統統歸結為政府問題，稅負問題。政府有問題要解決，特別是我們是強政府體制，習慣于包攬一切，包治百病，什么都管，所以出了問題當然要擔當。但同時，也要問一下，供給側的企業自己的功課到底做得怎么樣？到底有沒有為消費者和社會真正創造價值？我們很多方面的監管是太嚴苛還是太松軟？
國務院研究室巡視員、曾任綜合司司長的范必先生在2013年作為課題組組長，帶隊完成了《中國藥品監管體制改革研究報告》。長生生物事件爆發后，他把當時的報告內容發給我看，我看后很傷感，因為問題早就提出來了，中國藥品供給總體質量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按標準辦事。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將科學標準作為評判藥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唯一標準，但中國在實際工作中，有很多因素干擾藥品標準制定、審評審批、執法監督。報告指出，“除近年批準上市的藥品按國際標準進行了審評，我國大部分藥未經過臨床驗證或質量一致性評價。在全部藥品中，很大一部分是1997年前由地方批準，后轉為國家認可的國藥準字號，標準和生產工藝比較低，存在一定質量安全隱患；中成藥基礎研究薄弱，審批數據支持不足；仿制藥雖然化學成分與原研藥相同，但缺乏臨床驗證，部分生物等效性未得到驗證，出現所謂‘合格的無效藥’”。
報告還指出，一些存在質量安全風險的產品甚至假劣藥品，通過地方保護、商業賄賂、虛假廣告等不正當手段進入正規渠道，包括進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醫保報銷目錄。部分產品為了中標，價格降到成本之下，藥品質量缺乏保障。而療效確切、經過嚴格科學驗證的藥品，如不適應醫藥行業的“潛規則”，很難推廣應用。劣藥擠壓良藥生存空間，浪費了大量的醫療支出。制藥企業“多、小、散、亂”，多數企業熱衷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市場營銷，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同質化競爭嚴重，質量管理水平普遍較低，導致藥害事件頻發。
所以供給側的改革，既是改政府，也是改企業。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企業的自我反省、自我超越，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更重要。
最近看到馬化騰在重慶智博會上的演講，他說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給互聯網行業也帶來了一些影響，我們需要沉下心來，學會打“逆風球”，穩住陣腳、頂住壓力，把手頭的每一個球打好；我們要做好跑“馬拉松”的準備，發揚“數字工匠精神”，從外到內打磨每一個細節，而不是熱衷概念炒作；我們永遠不要放棄踢出“世界波”的夢想，我們的基礎研究仍然薄弱，獨到的創新不多，現在是政企學研一起努力來改變現狀的時候了。
我覺得小馬哥的觀點很實在，我們需要更多的企業家站出來，既呼吁改革，也立足自身，調整心態，找準方向，真抓實干。日本經濟L型的一橫已經拉了二三十年，中國L型的一橫肯定不需要這么久，但如果大家只是希望來點政策，迅速轉變成V型，對矯正傳統增長模式的弊端，真的好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我們方方面面應該靜一靜，看看這樣的基礎能不能支撐快速發展。君不見就在前幾天，哈爾濱的北龍湯泉休閑酒店火災造成了19人死亡，按規定太陽島風景名勝區核心區不能建賓館、度假村，黑龍江省公安消防總隊網站上也顯示2017年12月以來這個酒店消防監督抽查4次不合格，這種酒店卻能堂而皇之開下去，這不是要人命嗎？我強烈呼吁，稅負要減，責任要加，標準要守住，否則到哪里都有風險怎么辦？
公共側的問題
我在幾個月前寫過一篇《換個角度看日本，沉沒30年還是沉靜30年》，這次親歷，更覺得日本的現代化程度、文明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很高，有這樣的基礎，縱然長期不增長，現實的經濟社會狀況還是很平穩，遠不像某些媒體渲染得那么悲情。日本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很多倍，車站人流量比北京上海的火車站也多很多，但井井有條。人人自己帶著垃圾袋，所有垃圾帶回酒店交給服務員，街邊垃圾桶都很少。東京涉谷附近就有垃圾焚燒廠，建在市中心，沒有人覺得異常，這是需要很高的技術、管理以及公民信任才行的。
下面的兩張照片是我的朋友易珉先生在日本拍的，他現在是香港鐵路公司中國首席顧問，一直非常關注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問題。一張照片是日本鐵路車廂里具備應急功能的可拆卸組合座椅，可作為臨時樓梯、擔架、踏板等多功能工具幫助旅客疏散和抗災。另一張照片是今年6月18日日本大阪北部地震，高鐵地鐵停運，民眾和公共服務者如何淡定自救。
我在大阪的觀光勝地“大阪城”也拍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樓梯的指示系統，一張是歷史上修壁壘，每個建筑商都把自己的商號刻上去，既是相互區別，也是負責。我想到我們很多公共設施的指示系統，一些大品牌商家的指向很清楚，而讓老百姓很容易清晰識別的路標卻很不清楚，字號也太小，像是迷宮。我們的很多建筑商都是蘿卜快了不洗泥，對歷史和長久負責的責任心卻很輕。現在有一種現象，很多建設這個國家的人要移民到別的國家去，我說這一定有政府方面的問題，但這么沒有安全感，會不會也跟我們對自己的勞動成果沒信心有關呢？就像種地的用了太多農藥化肥，不吃自己的農產品。養雞的打激素，自己也不吃。我們高歌猛進40年，最后對自己的產出沒有安全感，要逃離，真是太悲哀，真該醒醒了！
易珉不久前去意大利，在北部山區小鎮Montacino的小巷里發現墻上有個裝置，請教當地居民，原來是一個便攜式的心臟起搏搶救裝置，并附有英語使用說明。山區農村老年人口多，交通不便，突發心臟病或心臟驟停比例很高，有了這些急救裝置，對提高緊急救助率和搶救存活率有很大提高。當地居民很多人都接受過如何使用這個裝置搶救病人的培訓，知道在緊急情況下如何正確使用。它不是擺設，實際搶救功能很強，在心臟病人發病的黃金7分鐘內很容易從分布在小鎮里的墻上找到。我看了易珉的文章，想到自己對意大利的印象還是“歐豬四國”之一（當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債務評級差，國家首字母連成“PIGS”），不免慚愧。意大利的經濟增長肯定遠遠不如中國，但老百姓的心安程度，估計絕不會像我們這樣。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中國當前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需求側，也不在供給側。我覺得關鍵在公共側。
公共側就是公共服務，公共治理，公共監督，公共規范。這方面弄不好，大家掙再多錢也心里不安，弱勢群體更難以心安，當然影響消費。公共監督上不去，有些亂來的企業得不到處置，繼續渾水摸魚，供給質量當然也保證不了。
公共側需要政府、社會、民眾的共治。中國的經濟社會好像一輛列車，每個人都是乘客。在日本看到中國高鐵上占別人的位還理直氣壯不讓座的新聞，對照日本的規定，比如“請不要占座”、“有些不適合在公共場所做的事要避免，比如：吃東西，化妝，喝酒，看似隨意的坐在地上”、“請不要打擾身邊的人”、“在門邊時請不要影響上下車”、“這個坐姿看似浪漫隨性，但真的會絆到上下車的老伯伯的”、“請不要在地鐵上化妝，會影響到身邊人”，而且這些規定都是人人遵守的習慣。我不禁想，從日常生活文明的角度，我們在全世界的得分能排第幾呢？我們每個人的平均素質決定了社會的文明程度！
中國總理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說，放寬市場準入今年有六個“一”：企業開辦時間再減一半；項目審批時間再砍一半；政務服務一網辦通；企業和群眾辦事力爭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凡是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證明一律取消。我相信他的真誠，我猜想今年這么多拉拉雜雜的煩心事，他的內心也不好受，也不容易。面對官僚化的惰性，體制性的疲累，結構性的矛盾，素質性的差距，誰在其位都難。如果我們回看一下從1998年開始有全國兩會總理記者招待會直播的場景，20年了，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壓力縈繞在他們眉頭。我真的希望，在互聯網、大數據所支持的開放環境下，隨著信息化服務水平的提升以及政府改革的深化，有一天我們的政府領導人也會自然生出燦爛的微笑，放松的幽默，輕松的神情，而不是這么重！
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壓力，需要不掩飾問題的真誠，需要不做表面文章的真正的信心，也需要爐邊談話式的坦誠溝通。溜須拍馬，隨便應付，互相傷害，機會主義，只能讓問題越來越糟。同時，康德說的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每個人、每個社會角色都需要為之敬畏，為之自省。公共側的改善，需要的是集體發力。政府改革首當其沖，同時，在每個人的良心側，靈魂里，都可以秉承從古至今的永恒價值標準，坐言起行，融入日常行為，讓價值無處不在。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不審勢即寬嚴皆誤。經濟社會空間的信心韌性與晴朗空氣，從我們的每一次呼吸開始，它源于我們每個人也影響我們每個人。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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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8-8-27 1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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