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后期、有了老婆

 

9、被迫離校

 

1966年2月份，寧靜的校園開始出現動蕩。

不久學校停課，我戀戀不舍地把所有的筆記本、作業本整理好，裝了滿滿的兩個紙箱，捆好，放在自己的床下，期望有一天還能用上。

同學們很快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揪斗、抄家學校內已經定性的教師——即所謂的“落水狗”。

我們學校的同學在如何對待學院黨委有兩種意見，于是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兩個派別的紅衛兵組織。我對自己約法三章，即不隨意表態；不輕易參加哪一派；不參加辯論。

同學們陸陸續續地搬進了觀點相同的宿舍；原來六個同學住的宿舍，只剩下我一人。

近來總有我熟悉的兩派同學找我。一天，一個要好的同學（一派的頭頭之一）悄然來到我的宿舍，告訴我：“對待學院黨委是大是大非問題，每個同學都必須表態；要么是革命派，要么是保皇派；沒有中間派，更沒有逍遙派。潘玉洪，我們倆是好同學；你要認真考慮，盡快表態。”這一晚，我失眠了。到底怎么辦？參加哪一派？回想起學校近期運動中的一幕幕。。。。。。

開始，我每天從大字報中抄寫領導人講話，尤其是最新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回到宿舍，找認識的同學借刻字用的鋼板、鐵筆和蠟紙；刻寫后，再送到同學處，用他們的油印機和紙，100份歸我，其余全部歸他。我拿回宿舍與其他同學交換傳單，或鋼板，鐵筆，蠟紙，白紙；后來，還換到了一臺紗網破了、到處漏油的破油印機。

我每天早早地到報社找認識的老鄉要傳單。由于我刻寫傳單的內容最新、翻印的速度最快，版面整潔、字體工整，來換傳單的兩派紅衛兵都有、且日益增多，不僅換了幾筒蠟紙和上萬張白紙，還換了一臺比較新的油印機。我的這間宿舍，儼然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戰斗隊。

8月底的一天上午，我竟然違背了自己“不參加辯論”的約定，在操場上與一派的小頭頭辯論起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辯論的越來越激烈；在對方詞窮理盡之時，一位躍躍欲試要動手，我立即漲紅臉、咆哮起來：“你敢動手，只要打不死我，我一定報仇！”經幾個同學的勸說，各自離開了操場。

午飯后，一個要好的同學冒著“叛徒”的風險，到宿舍告訴我：“派頭頭剛剛開完會，今天晚上到宿舍里抓你，打消你的囂張氣焰！”他接著說：“你現在有三條路：一是現在公開表態，參加我們這派的紅衛兵；可是，這個時候不一定批準你。二是參加另一派，立即搬到他們的宿舍，再不要輕易、獨自出來。三是立即離開學校，可能已經有人跟蹤你；近期不能回校。”

“他們抓到我能怎么樣？”我迷惑地問。

他說：“你不是說要報仇嗎？”

我點點頭。

“把你‘請’到一間宿舍，你剛一進屋，一件衣服就蒙在你的頭上；接著一頓暴打！你知道誰打的？又能知道打到什么程度？也許你只能‘身殘志堅’了。你能到哪里，找誰說理啊。”

我再三謝謝他。

下午1～2點鐘，正是校內人少、寂靜睡覺之時，我身穿運動服、腳穿運動鞋，手里拿條毛巾，儼然一副跑步鍛煉身體的樣子。特意在大操場上跑了幾圈（其實，我在觀察是否有人跟蹤我），感到安全時，又慢慢地跑上校內的林蔭道；繼而飛快地狂奔離開學院的西大門，直奔13路公共汽車，心驚膽戰地到了報社（后來返校，我的宿舍一片狼藉。抄走了沒有觀點的油印機、白紙等，造反派把氣全部撒在我的筆記本上，把他們撕得體無完膚；假如當晚抓到我，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只好不了了之）。

報社老鄉安排我幫助分發傳單。這個時候參加紅衛兵組織已經沒有政審，不看成分了，只要愿意參加就行；使更多的人卷入了運動之中。

路過

雷人

2 握手

6 鮮花

雞蛋

剛表態過的朋友 (8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