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雙南（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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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前幾天“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的一篇文章的截圖，作者是“知識分子”的創辦人和主編之一、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我對饒毅的人品學識均十分仰慕，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贊同饒毅教授在文中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的觀點。
恰好前幾天在同濟大學開會，我又知道了同濟大學的法學博士點被教育部取消在同濟引起了一場地震（見下圖的新浪新聞手機截屏）。
　　
　　為什么我說中國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這兩件事讓我想起了前不久我在參加一個關于中國高等教育論壇時的發言（由于論壇是閉門性質的，我就不說論壇的其它任何情況了）。在發言中，我簡要地講了一個多年前我經歷的一個故事。我就在這里把這個故事講得稍微詳細一點（但是所涉及的哪所大學以及當時參加的有哪些領導一律不用真名）。
當時在教育部的領導下有些高校開始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規劃，我應邀作為咨詢專家參加了一個咨詢會，會議的內容是某高校（XX大學）領導向教育部某要員匯報該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具體規劃和措施。該領導匯報之后，咨詢專家們紛紛發言，有的表示該規劃過于保守，不需要那么多年就可以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有的表示過于樂觀，需要的時間要長一些，當然不少專家表示規劃合理可行，目標將按時實現。
但是我一言不發。因為該要員認識我，也知道我不發言并不是無話可說，于是就點名要我發表意見，并且鼓勵我不要有顧慮，有什么意見都說出來。
我于是一狠心一跺腳，長吸了一口氣，就說了一句差點沒有把該領導和某要員氣得背過氣的話：“XX大學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僅XX大學做不到，XX大學的主要競爭對手YY大學也做不到！”
該要員緩了一口氣問：“也許規劃過于樂觀，但是為什么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難道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做不到嗎？”
既然已經這樣了，我也就沒有什么可保留的了，我說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在管著這些高校！
我接著分析了我說這句話的理由：除了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之外，世界一流大學基本上都在美國。美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大部分又是私立大學，即使余下少數的州立的一流大學也不歸美國聯邦政府管，實際上美國并沒有對應于中國教育部的管全國高等教育的部門。英國的確有這樣的教育部，也的確管全國的高等教育，但是基本上不太管牛津和劍橋，這兩所高校雖然也從政府拿大筆的經費，但是基本上自主辦學而且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風格和傳統，也成了全世界很多高校效仿的對象。
那么為什么教育部管著就不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我當時以中國為例說了兩個原因。
一是教育部官員對高等教育的理解肯定不如XX和YY大學的教授們，尤其是這些大學不少教授都是海歸（我當時就是作為海歸代表應邀參會的），對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有親身的體會。水平低的管著水平高的，而且要求水平高的按照水平低的要求去做，只能導致水平高的水平變低，這樣怎么能夠辦出世界一流大學？
某要員聽得頻頻點頭，說我們以后要吸取你們這些教授的意見改進辦學水平。
我說，這也沒用！因為教育部正在轟轟烈烈地搞的高校評估，只能使得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更加不可能。因為你們用同一套評價標準評估中國幾乎所有的高校，這些高校（包括XX和YY大學）為了通過評估拿到（本來就該拿到的）經費，只能按照你們的同一套評估標準辦學（主要是合并和造假），這樣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高校趨同化，高校的各自特色逐漸就看不到了。而世界一流大學每一個提起來人們就會想到該大學的特色，沒有人會把哈佛、MIT和加州理工混起來。
難道中國會同時有上千所高校變成世界一流大學？當然不可能。
某要員臉色不太好看了，但是還是問了一句，張教授有什么具體建議嗎？
我說有，那就是該給XX和YY大學多少錢就給多少錢，但是就別管他們了，既不評估他們也不考核他們，包括課程設置（尤其是那些只會把學生搞壞搞傻的一堆課應該統統變成選修課）、學位點和學科都隨他們去折騰，這樣過一些年XX和YY大學說不定還真能辦成世界一流大學！
某要員最后表態：張教授的觀點很新穎（估計以前沒人敢說），意見很好，我們回去認真研究研究，做出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的更加切實可行的規劃。
我又插了一句話：其實中國也不一定要有世界一流大學，也許中國現在就不該有世界一流大學！德國（至少二戰后）和日本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但是人家的工業和高科技也沒有比英國差到哪里，所以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學并不一定是強國夢的一部分（那時候還沒有中國夢的說法）。我覺得中國想變成美國不太現實，但是向德國和日本學習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中國的人均生產率接近甚至達到了德國和日本的水平，美國想不怕中國大概都不可能！
從此我再也沒有被邀請過參加這類會議！
　　中國高校趨同化愈演愈烈的一個例子
這就是我參加那個中國高等教育論壇時發言的部分內容。那這事和同濟大學的法學博士點被教育部取消有什么關系？
根據網上看到的議論，同濟大學的法學博士點被教育部取消是由于：雖然該博士點在某方面很突出具有特色，但是不符合教育部規定的一級學科設博士點必須所有二級學科達到一定的規模和水平，博士點還是被取消了。換句話說，按照教育部的標準，“全面”是硬條件，而“特色”并不被鼓勵，甚至被懲罰。
下面摘錄一段上圖新浪網上張生教授的評論：“以同濟法學院現有的15個教授及17名副教授的師資力量來說，培養相關專業的學生應無問題。但若要以教育部頒布的法學一級學科下所有的十個二級學科的標準來衡量，顯然，同濟法學院現有的規模以及辦學特色是無法滿足的。但問題不在這里，教育部近年來這種要求學科博士點以一級學科為標準設置的政策已經走向了誤區。因為這使得全國的大學在辦學上，不得不弱化自己的傳統和特色， 追求學科上大而全，不僅造成有限資源的浪費，還導致各個學校的學科千人一面，人才的培養也均質化，最終則淪為平庸化的結果。”
很顯然，這恰好是我多年前所批評的教育部的統一管理和評估使得中國高校趨同化愈演愈烈的一個例子！難怪他們對我的意見研究之后就再也不愿意見到我了！
　　我和饒毅的分歧
這兩件事講完了，就可以回到和饒毅教授的分歧了。
饒毅教授重點質疑耶魯大學校長的是高等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像耶魯或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也應該以畢業生在社會上‘成功’為教育的目標嗎？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你們美國應該是很成功，正如馬云在我們中國很成功，至少目前看來他們兩人在權力和金錢方面非常成功。... ...我們所有的大學都應該為培養這樣的人而自豪嗎？所有的大學應該將培養這樣的成功人士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嗎？”
首先從讀者對該文的部分評論開始，見下面的截屏。湊巧這三條都不太支持饒毅教授的觀點。
　　
我比較贊同的是中間“云淡風輕“的評論：“無論是世界還是國家，領導者都該是其中的精英，大學的目的就是培育出各領域所需求的精英。”第三條我也大致同意。
我認為，特朗普和馬云的母校可以而且應該為培養出了這樣的成功人士而感到自豪（盡管我本人既不羨慕也不嫉妒特朗普和馬云的成就，而且也從來沒有往這些方向努力過，但是我還是非常尊敬特朗普和馬云）。
我認為，盡管大學的普世使命都是創造知識、傳承知識和培養人才，但是辦大學不能搞“四個統一”（統一標準、統一規劃、統一管理、統一評估），不同層次的大學應該有不同的具體使命，同一層次的大學應該有不同的具體特色。
貫徹大學的普世使命就是沒缺陷，具有特色就是不常見，沒缺陷不常見的大學才是美的大學！（如果講重要的事情不扯到我的“沒缺陷不常見”的美學理論那就說明講的事情不重要或者沒有抓住重點！）美的大學才有生命力，才能夠健康發展，才有可能變成一流大學！
大學的普世使命里面的“創造知識”就是學術研究，這不是本文的重點，略去不講。
“傳承知識”簡單地講就是教授們給學生們上課，我特意沒有歸到“培養人才”里面，因為不管辦學者采用什么樣的辦學理念以及想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某個教授講授的某一門課的內容是不會有大的變化的。
但是“培養人才”的關鍵是開什么課、想給學生傳承什么樣的知識、訓練學生什么樣的能力、帶給學生什么樣的價值觀，以及塑造學生什么樣的人格等等方面，不同高校的使命和特色就應該主要反映在上面這幾個方面。
我認為，一流高校的使命是培養各行各業的杰出人才（或者“成功人士”），包括學術大師、藝術大師、文學大師、工程和技術大師、政治領袖、商業領袖、音樂家等等。耶魯以培養國家領袖為榮，加州理工以盛出諾貝爾獎得主為榮，斯坦福又以創業者的搖籃為榮，MIT以領先的前瞻性技術聞名，哈佛的公共管理有口皆碑，賓大的商學院讓人趨之若鶩（特別說賓大是因為我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當然賓大的商學院在美國也經常進前三），普林斯頓的自然科學傲居群雄。這些毫無疑問都是世界一流大學，但是卻有不同的使命，當然也就有不同的辦學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大學雖然使命有所不同，有各自獨領風騷的領域學科，但是名校門下無偏科也是普遍規律。記得費曼當年沒有被芝加哥大學從加州理工重金聘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太喜歡加州理工的大師云集了，他說幾乎想談什么方面的問題總能夠在校園找到國際頂尖的學者！又比如，就我熟悉的天文、物理和數學這幾個極為基礎和重要的學科來講，上面幾所大學也都是國際一流的（賓大的天文起起伏伏不太好說，不過我在賓大做的是粒子物理），而MIT的諾獎獲得者和加州理工也不相上下（當然如果考慮到MIT的規模比加州理工大好幾倍，加州理工在獲得諾獎方面的確獨領風騷）！
因此，在一個領域學科從站住腳到能夠做到極致，就掌握了辦一流大學的規律，就有了社會聲望，就有了好的學術氛圍，就會進一步吸引其它領域的一流學者和最優秀的學生，就有可能乘勝追擊全面開花，上述世界一流大學都是很好的例子。
和一流大學不同，二流大學的主要使命應該是培養各行各業的骨干人才，他們未必是領袖或者大師，但是他們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也是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工程實踐、和管理部門的主力軍。對他們來講，大學應該主要培養他們的科學素養、人文精神、組織管理能力和社會責任感。
三流大學的主要使命則應該是培養現代社會的技術和文秘等工作大軍，比如包括高級技術員、普通的工程師、辦公室文秘、政府事業單位辦公室職員等等“白領階層”，他們也是社會的中產階級的主要成員，對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對他們來講，大學應該主要傳授他們就業和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和訓練他們的工作技能。當然這不是說他們不需要科學素養、人文精神、組織管理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等教育，只是需要的程度不同而已。
就我的理解，如果清華堅持以工科見長、北大以文理共進為優勢、而科大在自然科學方面做到極致，這些大學從中國的某個第一做到世界知名甚至領先，比如，如果哪一天把清華辦得超過MIT，把北大辦得超過哈佛，把科大辦得超過加州理工，那中國的高等教育就真的牛了。
當然在教育部的“四個統一”辦學方針和強勢管理下，我認為這個目標實現不了，永遠也實現不了。
但是即使實現不了又怎么樣呢？中國難道真的需要世界一流大學嗎？我覺得幾十年內中國不需要，也不會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
　　中國如何再次領先世界？
那么中國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前一段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中國如何再次領先世界？”，在里面就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應該采取的發展路線圖，其中第一步就是向日本學習產品創新。
如果了解一下諾貝爾科學獎的授獎情況就會發現，大部分原理性的科學突破來自于科學的發源地歐洲，而大部分具有應用價值的科學發現來自于美國。
因此普遍地講，歐洲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科學，但是美國人更加理解科學的應用價值。但是大部分好的高科技產品則來自于日本，因此很顯然日本人最理解如何制造好的產品。
因此若能結合歐、美、日的共同優勢，中國必然能夠再次領先世界。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沒有爭議，有爭議的部分、也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是發展的路線和方向。
目前中國科學界普遍宣揚，中國應該加大科學研究的投入，從而實現“科學落后→科學強大→技術強大→國力強大”的三步跳，也就是通過先進的科學帶動先進的技術，而技術強大就會帶領和支撐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強大。
這聽起來很有道理，因為科學是技術的源頭，似乎科學先進一定立刻會帶來技術先進。
但是日本的成功并不支持這樣的觀點。日本的科學的確是比中國先進，盡管最近幾十年和歐美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但是還是比歐美落后，不過這似乎并沒有妨礙日本的高科技產品整體上比歐美先進。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能夠具有日本研發和生產高科技產品的能力，那么中國會是什么樣？
中國社會的現實就是普遍缺乏科學精神和“泛”科學化共存，急功近利和實用主義是社會的主流，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盲目高速增加對科學研究的投入不是最佳的選擇，不但不會使中國的科學水平迅速趕超歐美，而且有可能在科學的大量投入沒有產生期望的產出的情況下，使中國的“泛”科學化變成“反”科學化，這樣將會對中國的長期發展帶來嚴重的后果。事實上，中國社會的“反”科學化聲音似乎有越來越強的趨勢，需要我們十分警惕。
因此我認為大力和優先發展科學不是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而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中國三階段創新之路、也就是中國的三階段創新路線圖應該如下圖所示：

 
　　
中國的三階段創新路線圖。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天文》
　　
　　中國的三階段創新路線圖文字說明
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實力→技術實力→科技實力→科學實力”。其基本戰略就是盡快擺脫“山寨” 經濟，循序漸進地向日、美、歐學習，這樣必然會使得中國再次并且長期領先世界。
不可否認，中國最近10-20年“山寨”經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這樣的經濟模式是不能持續發展的。但是有了這個階段的原始積累，中國已經具備了向日本學習“產品創新”的經濟實力，這可以使得中國的經濟進入“持續發展”的階段，中國也就具備了類似日本今天的技術實力，中國那時整體實力將能夠和日、歐、美平起平坐。
我認為中國需要至少20-30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個階段的轉變。
下一個階段，就是在強大的技術實力的支撐下向美國學習“技術創新”，從源頭上掌握和控制產品創新，這又可以回過來促進和提高產品創新的能力，整個經濟將進入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階段”。
完成這個階段的轉變將是十分艱難的，如果能夠在本世紀后葉實現將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中國將在經濟、技術和軍事等方面是世界第一，開始中國在世界獨領風騷的新時代。
最后一個階段則是向歐洲學習什么是科學和如何開展科學研究，這個時候中國已經達到了國富民強的程度，具備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急功近利和實用主義應該不再是社會的主流，也就是說中國這個時候具備了全面發展科學的經濟條件。
如果科學精神能夠深入到整個社會的思維模式，也就是追求科學規律的理想主義有可能會普遍地得到認可和實踐，那么中國完全可以在科學方面也成為世界第一，從源頭上控制技術創新，進入整個社會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階段”。這樣就可以保證中國不但能夠在世界獨領風騷，而且可以長期持續地保持領先地位。
當然上面的三個階段的劃分在時間上不是絕對前后的關系，而應該是三個階段同時進行，但是國家應該制定明確的發展戰略，在不同的時期發展的重點有所不同而側重于某一個階段，以保證資源的最佳使用和社會的逐漸進步。
盡管我們希望中國最終成為世界上科學研究領先的國家，但是如上所述，這需要極長的過程。大躍進的模式不但不能搞生產和建設，實際上更加不能發展科學，因為科學的發展不僅僅需要物質的條件，更需要適合科學發展的價值觀和社會文化，價值觀和社會文化的形成則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的條件下需要長時期的沉淀。
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學說成是象牙塔里面的智力游戲是有一定道理的，窮人一般情況下玩不起，暴發戶也不會毫無功利性地玩這個。只有中國社會的主旋律不再是急功近利和實用主義的時候，才會有科學大發展的文化基礎。
目前科學研究的一個趨勢就是建設耗資巨大的“大科學工程”。但是我非常擔心在中國社會普遍缺乏科學精神、但是急功近利和極端實用主義為主流情況下，對大科學工程的巨額投入如果不能同時帶來技術的進步（也就是產生有用的回報）的情況下，會引起社會和政府對大規模科學投入的負面看法，這樣就會長期阻礙科學在中國的發展。
作為科學家，我們不僅僅要為我們現在的領域、單位、甚至課題組的發展負責，也要有社會責任，更要從戰略上考慮科學在中國的長遠發展。
因此在中國的社會現實情況下，我認為目前對科學的投入應該重視對我國技術的帶動作用（盡管產生的科學成果不一定有直接的應用價值，或者現在還不能看到應用價值），能夠對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達到短期內就回報納稅人的目的，同時獲得的科學成果可以弘揚科學精神達到長期回報納稅人的目的，最終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產生的杰出科學家可以起到榜樣的力量達到長期支撐科學的發展的目的。
這樣做就能夠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同時，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始終開展并逐步加強科學教育將非常關鍵。

                                                     張雙南 
                                                     2016年4月5號于北京到巴黎的CA933航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