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獲授權

　　來源：拾遺（ID：shiyi201633）

　　作者：拾遺

　　拾遺物語

　　很多專家都說過這樣一句話：西南聯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2016年，中國啟動了大學“雙一流”建設：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雙雙進入世界前列。

　　實現“雙一流”目標，很難，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

　　聯大長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個平常日子，

　　但因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別日子。

　　這一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

　　接到了來自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

　　公函要求：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一個多月前，“七七事變”爆發，

　　硝煙彌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

　　但課桌未穩，部分教授和學生還沒到來，

　　長沙的天空就響起了空襲警報。

　　淞滬會戰失敗，上海淪陷，

　　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

　　日軍進逼武漢，長沙立成危卵。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為了保住文化血脈，臨時大學決定西遷。

　　“兵分三路，水陸兼進前往昆明。”

　　其中一路，完全徒步， 得翻山越嶺3600里才能抵達昆明。

　　“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長征”路上的西南聯大師生

　　清華泰斗陳寅恪的父親，

　　乃著名愛國詩人陳三立。

　　日軍打進北平后，陳三立絕食而亡。

　　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

　　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

　　邀請陳寅恪到憲兵司令部做客。

　　陳寅恪知道，若拒絕去日偽大學任教，

　　肯定會遭到日本憲兵的迫害。

　　于是，父親喪事還沒有辦完，

　　他就含著悲憤悄然離開了北平，

　　匯集到“聯大長征”的南遷隊伍之中。

　　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

　　學者聞一多拿著幾本書，

　　帶著孩子就加入了長征。

　　當時，日本人公開承諾：

　　“留下來教學，照樣保證豐厚年金。”

　　作為教授，像聞一多，

　　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夫，

　　還可配兩個文書，生活舒適又體面，

　　但他一聲“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

　　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

　　“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

　　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里，

　　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合眼。

　　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

　　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

　　因為他保全了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聞一多

　　1937年，北平淪陷時，

　　北大教授鄧一哲的兒子鄧稼先正讀高三。

　　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會上，

　　鄧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國旗。

　　當晚，志成中學校長趕到鄧一哲家，

　　“開始追查了，趕快把孩子送走。”

　　臨別之際，鄧一哲對鄧稼先說：

　　“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

　　鄧稼先逃出北平，輾轉跋涉來到昆明。

　　“我隨后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后來，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勛。

　　李政道幾乎和鄧稼先有著相同經歷：

　　高中一畢業就遇上日軍入侵，

　　經歷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云南，

　　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師從吳大猷，

　　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38年2月，“聯大長征”隊伍抵達常德縣。

　　1938年4月28日，經過數月跋涉，

　　“聯大長征”隊伍終于抵達昆明。

　　這段艱苦卓絕的長途遷徙，

　　在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

　　后人將其稱為“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

　　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征，

　　不僅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英血脈，

　　更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

　　六天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

　　“西南聯大”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剛毅堅卓

　　到昆明后，西南聯大沒有校舍，

　　主要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

　　為了恢復正常的教學功能，

　　學校把大部分經費用來購買了圖書和設備。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后，

　　校長梅貽琦請兩人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

　　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后，

　　一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

　　但這個一流設計方案立馬被否，

　　因為學校拿不出這么多經費。

　　此后兩月，梁思成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磚墻變成土墻。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后一稿時，

　　聯大建設長黃鈺生滿臉無奈地說：

　　“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

　　教室、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

　　其他建筑的屋頂一律覆蓋茅草，

　　磚頭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忍無可忍，沖進校長辦公室，

　　把設計圖狠狠砸在梅貽琦辦公桌上。

　　“改！改！改！你還要我怎么改？

　　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貽琦把圖紙一張張收好，歉疚地說：

　　“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

　　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

　　“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

　　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喉結上下滾動，聲音顫抖：

　　“思成，等抗戰勝利后回到北平，

　　我一定請你來建世界一流的清華園，

　　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校園。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梅貽琦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

　　但他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

　　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

　　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

　　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

　　1940年后，梅家常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

　　偶爾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

　　為了回請云南省主席夫人，

　　梅夫人韓詠華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

　　為維持一家生計，她只好上街擺攤賣米糕。

　　有次大雨，賣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湯雞。

　　梅貽琦接過籃子，把泡爛了的糕舀到碗里，

　　一邊吃，一邊抹淚：“詠華，我對不起你。”

　　梅貽琦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

　　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

　　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

　　后來，夫婦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

　　瓦缸里的面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

　　吳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來，

　　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淀粉洗掉，

　　把僅剩的面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費孝通的女兒是在凌晨寒風中出生的，

　　那一夜，日寇飛機埋葬了他所有的家產。

　　身無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裝裹著孩子，

　　從農民家里乞來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

　　后來，費孝通女兒讀大學時選擇了農業，

　　費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西南聯大遭日機轟炸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后，

　　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

　　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

　　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

　　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

　　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

　　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潛心研究學術。

　　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樓棚地動山搖，

　　人坐樓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

　　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華羅庚充饑。

　　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里，

　　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

　　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華羅庚一家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中國知識分子素來清高，以談錢財為恥。

　　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

　　為維持一家生計，聞一多不得不掛牌治印，

　　其內心之糾結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

　　怒氣沖沖地責問：“這是不是發國難財？”

　　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

　　沉思好半晌，末了說了一句：

　　“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淡淡一句話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聞一多治印

　　不少學生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昆明，

　　失去了家庭支持，幾乎一貧如洗，

　　只靠學校發放的一二十元補助金維生。

　　學生潘琰總是最后一個去食堂，

　　因為可用飯費一半價格買到鍋巴，

　　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

　　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豬都害怕。

　　潘琰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

　　然后再用鹽巴水泡著吃。

　　那時候，聯大師生就是這樣清苦。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

　　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

　　“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

　　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

　　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

　　雖然清苦，但師生們一片剛毅堅卓。

　　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

　　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

　　劉文典說：“我寧愿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

　　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

　　“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

　　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

　　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

　　“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輿臺，

　　故雖啼饑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學生宿舍

　　精誠合作

　　戰亂年代，執掌一所大學，

　　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

　　要執掌三所名校組成的聯合大學， 更是難上加難。

　　聯合大學，究竟該怎么管？

　　一開始，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

　　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人輪任主席。

　　但三個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個和尚。

　　聯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開始顯現。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最大的矛盾，就是職位配置。

　　各校教授為此爭得面紅耳赤。

　　情況嚴重時，甚至“群議分校，爭主獨立”。

　　這時，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站出來，

　　說了一句：“此乃何時？”

　　一聽這話，教授們立即安靜下來。

　　北大校長蔣夢麟接著站起來說：

　　“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

　　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

　　從此，再沒有教授出來爭搶職位。

　　西南聯大校徽

　　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

　　“我的表，你帶（戴）著。”

　　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然后，他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

　　不久，蔣夢麟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

　　“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

　　然后，他也去重慶另兼他職。

　　就這樣，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

　　張蔣兩人把權力“讓”給了梅貽琦。

　　后來，傅斯年責怪蔣夢麟不管聯大事。

　　蔣夢麟說：“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長，好比一條褲子三人穿，

　　如果三個人都去搶這條褲子，

　　來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只能讓一個人穿褲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

　　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想組建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

　　但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合后分，

　　只有西南聯大成功堅持了下來，

　　這既得益于蔣夢麟、張伯苓的讓，

　　也得益于梅貽琦的“公”。

　　“自從聯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聯大，沒有清華。”

　　清華有庚子賠款作后盾，

　　設備經費遠勝其它兩校，但三校共用之。

　　清華工學院建立了學生服務社，

　　對外承包工程、建設房屋、開辦工廠。

　　當時三校在財務上各有各的“房頭”，

　　這筆錢本算是清華的“私房”收入，

　　但梅貽琦卻拿出來補貼其他兩校。

　　左起：朱自清、羅鏞、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在課程設計上，為了公平，

　　聯大開放性地放寬了口徑，

　　同一門課程，大家可以同時講授，

　　清華聞一多和北大羅庸都研究《楚辭》，

　　觀點截然不同，但兩人都可講《楚辭》。

　　有一年，聞一多、游國恩和羅庸開講《楚辭》，

　　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

　　老師之間有如“擺擂臺”一般，

　　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去聽。

　　這樣的安排，不但體現了公平，

　　而且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不僅是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

　　“校方從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

　　不管是進步的、保守的，還是中間的，

　　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

　　雖各有所執，但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包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聯大師生間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為“兼容”，各方大師才紛紛投奔聯大。

　　因為她“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

　　西南聯大的教授夫人們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學院教授聞一多，

　　為研究生王瑤畢業事宜致函梅貽琦（字月涵）——

　　“月涵校長、光旦教務長先生大鑒：

　　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申請舉行畢業初試。茲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起在辦事處舉行該項初試。謹將有關事項開陳于后，即乞核定。

　　囑文書科辦通知，并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至紉公誼，敬頌， 道安。”

　　這封短箋，讓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如今感慨萬端：“從‘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一語，可以想見當時教授的氣派。”

　　梅貽琦接到公函，批示：照辦，琦。

　　“照辦兩字，可見教授地位之高。”謝泳說。

　　這地位，就是聯大倡導的“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爾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他在致詞中稱教授們為“雇員”，

　　后來的諾獎得主物理學教授拉比說了一句名言：

　　“教授不是哥倫比亞的雇員，教授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但梅貽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說得更經典：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梅貽琦說。

　　那時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

　　只要有才有實力，不必害怕校長，

　　覺得這所學校不爽，換一所同樣教。

　　梅貽琦很清楚：“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

　　所以，他極其推崇教授治校。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

　　尊重教授，是辦好大學的第一要事。

　　所以西南聯大成立了教授會。

　　教授會是聯大最高學術機構，

　　由教授和副教授選舉產生，處理學術事務。

　　教授會每年選出11名代表，參加校務委員會。 校務委員會還包括校長、學院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和總務長，

　　大家一起商討學校大事，制定各項規章。

　　校委會 秘書長是中國文學教授楊振聲，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

　　“校務委員會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 當年聯大每決定大事，都要先考慮教授們的反應，看看能不能過了他們這一關。”謝泳說。

　　教授治校，不僅體現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尊重，

　　也最大程度地激發了他們對教育事業的參與。

　　吳宓

　　聯大學校里流傳著一首詩：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

　　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

　　這首詩說的就是校長梅貽琦。

　　梅貽琦在種種事情上從不斷然決定，

　　而喜歡用這些詞語來謹慎表達意見。

　　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

　　梅貽琦發表意見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

　　但每一個“吾從眾”后，處事卻極其堅定。

　　所以梅貽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號。

　　正因為 梅貽琦的無為而治，

　　教授治校才得以成為西南聯大的標志。

　　陳寅恪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從文

　　1938年11月，

　　西南聯大作了一個震驚全國的決定：

　　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為教授。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員，

　　大多都是留學歐美名校歸來的名師，

　　再差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并已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

　　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

　　論學術研究，他是作家，沒任何學術著作。

　　但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

　　唯才是舉——這就是西南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入學那年，

　　學校又干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

　　聘請錢鍾書、華羅庚、許寶騄當了正教授。

　　那一年，這三位先生都只有28歲。”

　　“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何兆武說。

　　年輕教授里的“人之龍”錢鐘書

　　就因為唯才是舉和尊重教授，

　　西南聯大才成為大師們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學系教授黃枬森，

　　曾撰文回憶他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

　　“國文老師是沈從文，英語老師是李賦寧，

　　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

　　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

　　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

　　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

　　這陣容，簡直太豪華太奢侈了。

　　西南聯大大師云集，從文學院教師名單便可窺斑見豹

　　“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

　　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之博大精深，

　　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教歷史，上課第一天就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

　　近人講過的，我不講；

　　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

　　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

　　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的課，旁征博引，指點中西，

　　內容涉及歷史、宗教、語言等多方面，

　　能完全聽懂他的課的學生鳳毛麟角，

　　但卻吸引了馮友蘭、吳宓等教授去旁聽。

　　著名學者許淵沖說：“哈佛大學也找不到陳寅恪這樣的‘四不講’教授。”

　　大師們極重創新，素以照本宣科為恥。

　　正因如此，才創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陳寅恪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湯用彤寫下《中國佛教史》

　　錢穆寫下《國史大綱》

　　馮友蘭寫下《貞元六書》

　　金岳霖寫下《知識論》《論道》

　　陳序經寫下《文化學系統》

　　潘光旦寫下《優生原理》《性心理學》

　　王力寫下《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

　　華羅庚寫下《堆壘素數論》

　　吳大猷寫下《多原子分子的機構及其振動光譜》

　　周培源寫下《湍流理論》

　　趙九章寫下《大氣之渦旋運動》

　　孫云鑄寫下《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

　　…………

　　這些論著，后都成為各學科的奠基之作。

　　大師們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論著

　　唱京戲，“王帽”不是主角，

　　大學，亦同此理，

　　校長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師。

　　“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這是梅貽琦說的另一句名言。

　　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正因如此，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

　　匯聚了300多位中國最負盛名的老師。

　　學生們正在上課

　　思想獨立

　　1939年，陳立夫做教育部長后，

　　以戰爭為由，要管制西南聯大，

　　“做院長的人，一定要加入國民黨。”

　　對此，西南聯大不以為然。

　　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公然抵制：“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

　　教育部對梅貽琦一再示意，

　　“要開除聞一多等進步教授。”

　　但是梅校長一直拖延不理。

　　聯大教授會因此撰文說：“對于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要予他們研究的自由、選擇人才的自由。”

　　下課了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

　　當年在聯大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

　　“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

　　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

　　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

　　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

　　她有她特殊的范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

　　針對當時把宣傳灌輸與教育混為一談的情況，

　　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批評說：

　　“教育者的職責是指導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沒有拒絕與權勢茍合的信念，

　　就沒有學術與思想的獨立與進步。

　　所以西南聯大始終堅守“思想之獨立”。

　　西南聯大圖書館

　　1941年，教育部強制要求：

　　“西南聯大必須開設三民主義課。”

　　此舉遭到聯大師生的強烈抵制。

　　學生馬燦華撰文說：“即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

　　1942年，陳立夫三度訓令西南聯大，

　　要求聯大務必遵守其核定的應設課程，

　　統一全國院校教材，統一考試等新規定。

　　聯大教授會對其規定逐條予以批駁：

　　“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從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尚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最終，聯大沒有采用統一教材，

　　保住了教育的獨立、自主與尊嚴。

　　化學系在做實驗

　　蔣介石想拉攏傅斯年做國府委員，

　　但被傅斯年斷然拒絕。

　　于是，蔣介石轉而想拉胡適。

　　傅斯年便寫信給胡適， 勸其保持名節：

　　“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聯大教員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議政。

　　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有4位：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錢端升。

　　而這四位，都是西南聯大的教員。

　　張奚若常常當著蔣介石的面，

　　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

　　一次，蔣坐不住了，插了一句：

　　“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

　　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當局寄來路費，邀他再去重慶，

　　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西南聯大常委會會議記錄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一個著名主張：

　　“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這個主張在西南聯大得到很好繼承。

　　后來，不少專家這樣總結：

　　“西南聯大學術之所以能彪炳史冊，

　　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外界的干預和控制，

　　保證了思想之獨立、學術之自由 。”

　　云南師范大學教授、西南聯大研究者楊立德，

　　寫過一本《西南聯大的斯芬克斯之謎》。

　　他在解謎時這樣說：“聯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點是她就是大學本來的樣子，而不是衙門。”

　　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生在考察中

　　學術自由

　　1980年代，沈從文出國訪問，

　　研究聯大的外國漢學家問他：

　　“抗戰條件那么苦，為何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

　　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

　　沈從文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1940年就讀聯大的學生心田這樣說：

　　“你想知道什么是聯大嗎？

　　這里沒有升旗早操，更沒有紀念周訓話，

　　也不像別的大學，進去有一個月新生訓練，

　　灌輸你什么校史和總裁言論。”

　　西南聯大學生，著名詩人穆旦

　　西南聯大做學術有多自由？

　　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

　　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和決定權。

　　聯大學生、小說家汪曾祺回憶說：

　　“老師講課絕對自由，講什么、怎么講，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們極重創新，

　　“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教授之間，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

　　如賀麟欣賞王陽明“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

　　而馮友蘭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

　　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很受學生尊重。

　　旁聽，更是在聯大蔚然成風，

　　不僅學生可隨意旁聽老師的課，老師之間也互相旁聽。

　　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

　　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部分教師及家屬

　　聯大學生、詩人鄭敏后來回憶說：

　　“我覺得西南聯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教授所教的東西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

　　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

　　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

　　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

　　無論什么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熏陶極深，

　　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

　　像是注入了一種什么東西到我的心靈里面，

　　以后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里來的。”

　　吳晗在學校演講

　　聯大學生、后成為清華教授的何兆武，

　　這樣評說聯大“學術自由”對他的影響，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不然每人發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就行了。

　　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

　　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

　　比如學習歷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國等， 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

　　老師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

　　聯大老師各講各的見解，

　　對于學生來講，比死盯一個角度好得多。

　　我的思路因此而開闊，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

　　在聯大，學生轉系相當容易，

　　“我從外語系轉到哲學系就填了一張表格，

　　其他什么要求都沒有。

　　好多人入學后發現不喜歡原來所報考的專業，

　　于是紛紛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詩人鄭敏說。

　　在課程設計上，聯大也放得很寬，

　　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

　　“但學校也有一項硬性規定， 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鄭敏說。

　　為何強調自由選擇又作出硬性規定？

　　因為西南聯大提倡“通才教育”。

　　梅貽琦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

　　著名翻譯家趙瑞蕻先生回憶——

　　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靜靜看書，

　　忽然有七八個人嚷著推門進來，

　　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

　　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

　　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

　　“你們看，是不是這樣？……”

　　又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

　　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飛快書寫。

　　跟著，華先生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

　　“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

　　后來，幾個人越爭越烈、越吵越有勁，

　　大約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

　　“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這樣的“師生爭論與打擂”在聯大隨處可見。

　　數理邏輯學家王浩回憶當年讀書時說：

　　“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

　　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

　　課堂上，學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

　　而教師不會生氣，反而對學生更加欣賞。

　　那時，做學問的風氣就是這般純良。”

　　西南聯大操場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就是師生之間，

　　存在一種平等誠摯的教學相長的風氣。

　　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教師講義來答卷，

　　意見與教師相左，只要有根據，也可拿高分。

　　曾經有個同學不同意講課教授的觀點，

　　寧可放棄學分，也不再聽這位教授的課。

　　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該生不聽課，

　　“學期結束時交一份合格的課程論文就行。”

　　后來，這位同學交了篇反對老師觀點的論文，

　　因質量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現在大學有標準教科書，

　　考試還必須弄個標準答案，

　　我不認為學問需要一個標準，

　　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去想，科學怎么進步？

　　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

　　否則永不可能超越，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鄒承魯院士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

　　他非常喜歡聯大的學術自由氛圍，

　　60年代，他搞出了轟動全球的胰島素。

　　楊振寧當年準考證

　　1943年，課堂休息期間，

　　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

　　“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

　　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么樣？”

　　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

　　但當時周圍的學生聽了，毫不覺得刺耳。

　　這兩位年輕人，后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

　　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聯大學生就這般養成了“自由”的習慣，

　　獨立思考在學校蔚然成風，熏陶滋養著聯大學子。

　　“一個好的體制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

　　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

　　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

　　西南聯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楊振寧說。

　　清華教授鄭林慶，當年在聯大讀書時的筆記

　　但自由，并不意味著散漫。

　　自由只是聯大精神的一個方面，

　　與之對應的是考試制度的嚴格，

　　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

　　聯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

　　“1941年我入學時，班里有40多名同學，

　　畢業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

　　1/3不及格就要留級，1/2不及格就要退學。”

　　一個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

　　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 “59.5分跟60分有什么區別？”

　　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區別？”

　　聯大辦學8年，8000余名學生通過入學考試，

　　但最后只有3882人畢業，可見考試之嚴格。

　　育才育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舉行常委會。

　　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合大學到此結束。”

　　隨后，三校回遷，各自復員。

　　在西南聯大存在的8年多時間里，

　　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計3882名。

　　這些學生，后來幾乎都成了各自領域的大師。

　　西南聯大之奇跡，不在于他擁有大師，

　　更在于他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大師。

　　西南聯大原教室

　　聯大之所以能培養這么多大師，

　　不僅僅在于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

　　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聯大舊址，如今還豎著幾塊石碑，

　　其中一塊寫著：育才先育人。

　　“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梅貽琦說。

　　這個做人就是：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傳身教。

　　當年聯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館里，

　　經常可看到哲學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

　　點杯茶，然后坐下來看書。

　　有時，也會點一碟瓜子或花生，

　　那是他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的時候。

　　他喜歡說一句話：“你們在聯大這幾年，不要只知道悶頭讀書，也要抬頭學做人。”

　　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睞的學生 想吃瓜子時，

　　他就伸出手緊緊護住碟子：“不給你吃。”

　　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

　　聯大老師，就這樣從小事中將“士”之精神傳遞給學生。

　　西南聯大校歌

　　1946年，有三個女孩報考清華落榜。

　　她們叫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

　　梁再冰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建筑系主任；

　　馮鐘璞父親是馮友蘭，清華文學院院長；

　　梅祖芬父親是梅貽琦，清華校長。

　　這樣的事，在握有大把機動名額的今天看來，

　　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校長、院長、系主任的女兒，報考本校竟得不到絲毫照顧。

　　當時，梅祖芬距離清華分數線只差了2分，

　　同學們都叫梅祖芬去找父親幫忙。

　　梅祖芬說：“正因為我父親是校長，所以決無可能。”

　　身教勝于言教，這些先賢令后來者汗顏。

　　在校長官員化、行政官僚化、擴張盲目化、

　　文憑貶值化、授課形式化、學術邊緣化、

　　科研虛偽化、設科短視化、學者江湖化的今天

　　中國要實現大學的“雙一流”目標，

　　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

　　為什么要取經于西南聯大？

　　1946年，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

　　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美國弗尼吉亞大學教授伊瑟雷爾說：“這所大學的遺產屬于全人類。”

  幸好有這些人的下一代在我國的關鍵崗位上做著高官，不然我國早就被那些留學日本的那批下一代給和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