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難民”上海式生存

花落閑池

四月二十日凌晨，天鑰橋路一家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里，兩名男子靠在桌椅上睡去。
這是一個敏感而卑微的群體，在高物質化的上海，他們白天出入高檔寫字樓間，夜晚則棲居在麥當勞或者肯德基24小時通宵店。2010年3月，一次偶發的殺人事件，讓“麥難民”浮出水面，隨即陷入被指責的境地。
實習記者_王丹陽 上海報道 攝影_孫炯
凌晨4時許，18歲的孫隆（化名）睡眼惺忪地走出網吧，在那里，他已經呆了15個小時。
網吧就在他工作的上海徐家匯美羅城里。對這一帶了如指掌的孫隆，隔條街道，就到了天鑰橋路，那里有家24小時麥當勞快餐店。他打算買兩個漢堡填飽肚子，然后再往前走個200米，到一家肯德基24小時店小憩到天亮。和這家麥當勞相比，那里有皮座椅，睡覺更舒服些。
點餐時，孫隆的身后傳來一句呵斥：“起來！不能躺下睡的！”在寂靜的午夜，這句話讓孫隆不自覺地轉過頭來。他看到兩名中年男子支著身子，橫躺在一排圓形轉椅上睡覺，一名年輕的男店員正叫他們坐起來。此時，正是麥當勞早餐準備時間。這一幕，在同樣以快餐店為家的孫隆看來，再熟悉不過。
但是，就在他吞下一個漢堡的工夫，被打斷睡夢的那名男子，與男店員發生了爭吵，雙方揚言“要出去單挑”，繼而發生肢體沖突。讓孫隆沒想到的是，該男子從屁股后袋里抽出一把刀，向男店員砍去。被刺傷的男店員，旋即癱倒在地。而該男子回到自己座位后，拿起黑色牛津包，把刀裝進包里，奪門而去。被嚇壞了的孫隆，躲進廁所里，報了警。
這一天是2010年3月19日。下午，上海《新民晚報》等媒體隨即報道了這個命案。根據媒體報道，被害的麥當勞員工叫李鋒，1987年出生，上海金山區興塔鎮人。這是個勤勞而有為的青年，大學畢業后，晚上10點到翌早6時，就到麥當勞打夜工補貼家用。
在治安一向良好的上海，出現這樣的命案，算是一件大事。在上海著名本地網站“寬帶山”上，上海人與YP（外來人口）之間的口水戰因此爆發。
受驚后的孫隆，走出麥當勞，加入到徐家匯龐大的上班人群，如一滴小水滴，投入汪洋大海。在這個上海最繁榮的商業區，在高樓林立的寫字樓間，孫隆時常覺得，這里上班族的腳步，比村里人走路還快上好幾步。
孫隆在美羅城地下一層的“大食代”美食廣場，受雇于一家廣東煲仔飯食鋪。他每日站在攤位電腦前收銀，派單到廚房，工作8小時，每月薪水1300元。雖然包吃住，但是他并不喜歡那間局促的住房，隱藏在美羅城邊一條窄巷子里，還得擠進七八個人。
孫隆出生于青海邊陲一個回寨，10歲那年，因為在學校打群架，害怕父母責罵的他，從家里偷拿了1000元，帶了兩個同學離家出走。8年來，他去過福建、浙江，因為仰慕《上海灘》里的許文強，今年年初，他來到了上海，來了后才知道，“哪有許文強和遍地黃金，原來《上海灘》拍的是舊上海。”
最初，孫隆選擇在廚房過夜，但是廚房的水龍頭，也跟他作怪，淋了他一身。好在還有天鑰橋路123號的肯德基，那里有跟他一樣付不起房租的人，那里每晚有約定俗成的茶話會，一起度過漫漫長夜。
這群將通宵營業的快餐店當成超廉價宿舍的城市貧民，有一個同一標簽——麥當勞難民。這個人群最初在美國快餐店出現。2007年，日本人特地為此取了一個新名詞“McRefugees”——麥難民。2006年9月，麥當勞在中國推出第一批24小時餐廳。同年12月，北京一家媒體發表報道，稱北京24小時麥當勞餐廳，成了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之家。
天鑰橋路123號
作為上海著名商業網點的徐家匯，肯德基和麥當勞等洋快餐店依次而立，不下十幾家。
事后，美羅城肯德基店的一位清潔女工，在電視里看到了那個殺害李峰的犯罪嫌疑人身影，心有余悸。她認出了這個持刀者，當晚準備在店里留宿，因為打烊才被她趕了出去。這家肯德基與事發麥當勞同處天鑰橋路路口，隔街相望。
對于在此過夜，事發麥當勞的陸姓店長說，麥當勞“并沒有允許，也沒有不允許”。而在這一帶的24小時快餐店中，眾所周知，留宿情況最為嚴重的當屬天鑰橋路123號的肯德基，“因為那里有沙發，我們這兒都是硬凳子。冬天時，他們甚至卷著鋪蓋進去。”
每當夜深人靜，天鑰橋路123號猶如一個小型鐵路候車室。在此度過長夜的，除了情侶和附近ＫＴV盡興后的年輕人，多數是與顧客身份無關的“麥難民”。
這是個弱關系群體。每晚10點后，他們陸續匯集在此，行頭是一個書包或一個馬夾袋，甚至什么都沒有。他們一般坐在與服務臺相距最遠的地方，從來不叫一杯飲料。他們消遣的，有自帶的武俠小說、證券與成功學書籍，或是客人留下的報紙。午夜之后，困倦的他們分散到餐廳每個角落。在有隔板的沙發包廂內，枕著書本或報紙，趴在圓桌上，甚至躺在座椅上睡覺。
孫隆在這里，有一個十多人組成的熟人圈。
白天，他們散兵游勇般地在徐家匯寫字樓和五星級酒店里游走，工作大多是一天一結的兼職：美羅城百腦匯前的廣告派發員、餐廳清潔工、星級酒店宴會兼職侍應，臨時演員，保安，演藝公司的掮客，甚至是組織街道獻血的血頭……
天黑后，他們圍作一桌，談論動輒兩三萬的房價，嬉笑著何時能買得起房，但他們更愛的還是研究彩票走勢，這是他們在上海暴富最不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途徑。他們會討論天亮后去哪兒工作，相互傳遞附近的招工信息，但是，同樣的身世，讓他們敏感地維系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不去深入探聽對方的底細。時而舊人離開，繼而新人補進，始終保持著十人左右的動態平衡。
在天鑰橋路123號，他們與那些店員，如分屬兩個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店員們說，“我們跟他們沒有關系”。
有女工在他們聚集的窗邊角落發現滿地瓜子殼，氣憤問是誰吃的，他們嬉笑著不置可否。當然，也有人會向店員表示友善，比如孫隆。他看見女工要換垃圾袋，便主動上前幫忙拖出垃圾箱。他是留宿者中既活躍又講義氣的一個，曾對從青海一同逃出的兩個通行者講，“只要你哪天找到我，我再窮總給你一口飯。”
保安，是這些“麥難民”們不得不打交道的人。每晚9點到翌早7時，天鑰橋路123號里的保安都要巡邏。孫隆們經常在睡夢里被擾醒。
“坐起來睡，腳放下來。”這是25歲的保安師繼高，在午夜最常說的一句話。他整晚都在按既定路程轉悠，唯恐有人“睡著睡著就躺下來”，讓肯德基的營業形象受損，每月1500元的薪水讓他絲毫不敢松懈。
在孫隆看來，在這個高物質化的城市，師繼高和自己一樣，是可憐的打工者，排外的上海人眼里的外來者。
今年年初，師繼高從甘肅定西到達上海火車站，剛一出站便碰到浦東一家保安公司在招工。他成了這家肯德基店的正式保安，也是他立足這個城市的立身之本。
凌晨二三點是人最困時候，也是師繼高一天工作的攻堅階段，那時留宿者時常多達三四十個。師繼高會提醒每個留宿者將自己的包看好，有時碰上留宿者之間打架，他也會前來勸阻。
久之，這些麥難民們與師繼高混到很熟，彼此甚至攀比起薪水來。孫隆的同伴張東杰，時常調侃師繼高賺得并不一定比自己多。但是，這樣的攀談，并沒有換得網開一面，師繼高仍然會把他們叫醒。這讓張東杰感嘆他的一本正經同時，更覺得這個工作吃力不討好。
上海夢
“我對這里的東西聞都不聞。”
23歲的徐州小伙張東杰，幾乎嘗試過一切徐家匯兼職工種。他出入過“連上海人都很少去”的五星級酒店，為在他看來是大人物的來賓服務。雖是短期兼職侍應，張東杰卻能將酒店提供的服裝穿得儀表堂堂，完事后，還能吃頓酒店員工餐，洗個澡。
相比孫隆，這個城市，對于大學肄業生張東杰來說，更為寬容，也擁有更多的機會。
張東杰本是哈爾濱一航空學院物流系學生，大二時，他發現生財牟利才是人生要旨所在，選擇了離開學校，來到上海。這個大舞臺，為他開辟了一條別開生面的財路：做掮客。他為街道找獻血者，為會展中心找“小蜜蜂”，為電影找臨時演員。
有經紀公司讓他找模特，張東杰找到了6個大學生，每個模特他提成150元。在深夜的“臥談會”上，他會對“難友們”說：“我們在浦東環球金融中心走臺，多少人去過那種地方？”語氣多少帶點炫耀。
對于月賺四五千的張東杰來說，租房根本不是問題。事實上，他也和人在閔行郊區每月花400塊合租了一間村屋。但是，為了方便來回于徐家匯，他每天還是帶個馬夾袋，裝著衣物和牙刷夜宿肯德基。衣服是他第二天的行頭，視工種而定，比如高級酒店就得正裝，而組織人拍街頭廣告則只需便裝。
跟張東杰不同，祖籍山西臨汾的杜龍龍唯一的落腳點是肯德基。有時傍晚，他和張東杰各攜一個即食飯盒來到肯德基聚餐，不禁焦灼起未來。他已厭惡了這樣游擊式的工作與生活。從武校畢業后，他的夢想是當一名演員，但是現實是，他只能在太原騎著腳踏車運煤氣，300塊的月薪還時常被拖欠。
春節時，杜龍龍跑遍了徐家匯各大酒店的宴會，可現在正是宴會淡季。見識過上流社會圖景的他，不甘心做一般小飯店的服務生。但如今，他想通了，只要是工作，再苦都能干。他乞求師繼高能幫他介紹到肯德基里工作，但是沒有健康證；前段時間聽說浦東機場物流招裝卸工，他立即坐地鐵二號線去浦東，下了終點站卻發現浦東機場還遠著，只能折回。
在上海漂泊了6年的他，會突然覺得自己很不正常、很自卑。“有時想還是死了算了”，他眼中放光地說出這幾個字。
3月28日，為迎接世博會，修飾一新的外灘揭幕。杜龍龍和張東杰一起跑去看熱鬧的開幕式。在人墻外，雖然只能瞄到一兩眼盛況，但足以讓他激動不已。回來后，他自豪地說，“在大上海，劉翔和韓正我們也看到的”，但隨即又黯然感嘆，“算了，花花世界也見過了，就回去吧。”上海，對這些掙扎在低層的外來城市貧民來說，終究是一個外表光鮮而難以生存的地方。
“但是見過了世面，就不想回去了。回去只能種田，找個老婆過一輩子，不甘心。”杜龍龍說。而保安師繼高的想法跟他不謀而合，他給自己定下目標，要五年內在上海掙夠結婚的錢，不管屆時是否有對象都要回去。
張東杰和孫隆，還打算在這個城市呆下去。
他們時常光顧美羅城四樓的書店。張東杰翻閱很多現代詩人的詩，他的興趣是寫詩和散文，曾寫下《秋思》，貼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
阿隆也去那兒看高中語文書，“字都認識，就是連成句子看不懂意思了。”說到那改變他一生的禍端，不無懊惱，“想想家里像我這個年齡的小孩還在念書”。 一米五高的他，長著一張娃娃臉，卻充滿著江湖氣。他至今對家鄉“一望無垠的草甸”和“很會玩耍的同伴”記憶猶新，有時會一嘖嘴說：“終有一天會回去，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警察和記者
3月29日，殺害李鋒的犯罪嫌疑人楊志在山西太原落網，他在一家酒店桑拿房散座上被找到。關于兇手的信息，上海各媒體只是發布了簡單的通稿。上海警方決定對外封鎖一切消息，一位孫姓警員告訴記者，“兇手的精神不太正常。”
麥當勞公司將李峰家屬從金山接來，安排到一家市內酒店入住，共同協商善后及撫慰標準。麥當勞公關部負責人劉曉霖說，“希望媒體與麥當勞一起配合市委宣傳部的文件，確保世博能順利平安地召開。”劉曉霖同時表示，只要是夜間營業場所，都存在留宿者這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而麥當勞兇案是個罕見的偶發事件。
杜龍龍聲稱認識楊志。他說，“（楊志）有時候來肯德基，但他腦子有問題”，但杜龍龍始終不肯透露更多的細節。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李鋒曾揚言單挑時，亢奮了起來：“他死得活該”。
張東杰在為死者扼腕的同時，同時斷定他一定是態度不端正。他的一個生存法則是，在上海這個地方不能多管閑事，否則必遭不測。就比如這個肯德基小生態群，“黑的白的，窮的富的都有，只有管自己的事、賺自己的錢才是處世上策”。在徐家匯，他曾目睹半路搶劫，最后選擇了“管好自己的嘴”。
在命案發生后，徐家匯警方加強了夜間巡邏。每天凌晨1點左右，警員會來到快餐店，盤查留宿者的身份。杜龍龍身上攜帶三張身份證，有兩張是撿的，會出示哪張給警察，完全憑他高興。“今天我是杜龍龍，明天我是楊英英”。 杜龍龍說。
而強烈的尊嚴感告訴張東杰，警方必須出示警官證，這是“最簡單最起碼的道理，都是正常的人，沒有人是傻子”。現在記者也成了他們的對立面。某日，杜龍龍在盛怒下轟走了兩名上海某媒體的記者，“再拍砸你相機。”
現在，對于孫隆、張東杰他們來說，他們的行動仍將不離徐家匯，麥當勞殺人事件只是多了一個談資，偶爾會彼此開玩笑，說：“警察來了，記者來了”，隨即一片歡騰嬉笑。
在世博會前的那天清晨6時，醒來的留宿者排隊等待盥洗。當天，張東杰的計劃是外出洗個澡，買件衣服；而杜龍龍下定決心要在這天辦好健康證，之后去麥當勞應聘服務員。
他們一起走出肯德基，兩手空空地蕩向天鑰橋路路口。那時，成片的玻璃幕墻大樓在霧中顯得飄渺，只有美羅城前的那塊LED屏幕，炫目地告訴他們，世博會來了。

“麥難民”上海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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