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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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為什么能影響一千年后美國的“羅斯福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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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病急亂投醫(yī)的宋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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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19歲的太子趙頊繼位，即宋神宗。

皇帝即位，按例要賞賜群臣，可是很快宰相韓絳就帶來一個“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的壞消息，自己原來繼承了一家瀕臨破產(chǎn)的大公司。

神宗把先帝留下的老臣們聚在一起，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怎樣才能既不增稅又能增加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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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臣們?nèi)翰呷毫Γ姓f“二十年不打仗”的，有說“要對內(nèi)穩(wěn)定”的，神宗一聽，日子都過不下去了，還說這些道德文章，難怪國家治理不好。

神宗將目光轉(zhuǎn)向群臣中最德高望重的司馬光，這位老臣不慌不忙地說出六個字：“官人、信賞、必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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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失望之余，想到一個人，當時朝野有這么一種說法：“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介甫”就是王安石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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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很快召王安石進京，一場改變帝國命運引發(fā)后世無窮爭議的變法運動就此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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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神宗在啟用王安石變法之前，本應好好想想一個問題：為什么大宋百姓富足，國家卻沒什么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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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冗員”和“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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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個公務員，那么最好的年代可能就是在宋朝。因為收入高，宋代官員的收入，是明代同級別官員的五到幾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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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工資高，官員還特別多；多也就罷了，最糟糕的是，宋實行的是“官、職、差遣”三分離的奇葩制度，形象地說，一個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司長，實際上干的是農(nóng)業(yè)部養(yǎng)豬司的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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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果就是70%的官員領著高薪，卻沒有工作讓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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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虧空的另一個原因是軍隊國家終身包養(yǎng)的“募兵制”，水滸傳里的林沖，只不過是個軍校教師，生老病死、老婆孩子，所有生活開支都是國家承擔。這樣的職業(yè)軍人，神宗即位時有一百四十萬，用了80%的財政開支。

為什么會有這么奇葩的制度呢？大家一定聽過“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但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半：將領的指揮權被剝奪了，那些士兵怎么辦呢？遣散回鄉(xiāng)？那就是流民，造反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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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大筆一揮，全部養(yǎng)起來——名為養(yǎng)，實際上是把軍人和社會隔離開來。

1067年，本應是北宋的最富足的時期，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政策，民間的土地開墾面積達到了新高，更重要的是，宋鼓勵工商，整個社會經(jīng)濟相當發(fā)達，整個國家的財政應該相當于漢武帝即位時“文景之治”后國庫極度充裕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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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次的財政危機，完全是因為“冗員”和“冗兵”，大宋的政治經(jīng)濟，本身的運作還是非常健康的。

應對財政危機，中國歷朝都有很多“精兵簡政”的方法，可以神宗畢竟是年輕人，沉不住氣，又太急著用錢了，他支持王安石變法，目標很單純，要增加財政收入，而完全不管王安石接下來的改革，是一個多么大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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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王安石要做的事，如果真的辦成了，會在一千多年前，就把中國帶進現(xiàn)代財政與金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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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為什么幾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對“王安石變法”？

如果“穿越”曾經(jīng)發(fā)生過，我高度懷疑王安石是現(xiàn)代某位央行行長“穿越”到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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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財政史起家的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經(jīng)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變法”就是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他的“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就是用國有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chǎn)與流通，使經(jīng)濟總量增加，這不過是現(xiàn)代國家的財政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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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苗法為例，每年二、五月青黃不接的時候，農(nóng)民無錢買種，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貸。而青苗法就是現(xiàn)在的小額農(nóng)業(yè)信貸，政府自己把國庫的余錢以較低的利率借給農(nóng)民，既增加了國家財政，又減輕了農(nóng)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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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過去的王安石，用的是現(xiàn)代人的智慧，而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判斷依據(jù)是古人的經(jīng)驗——一切以“政府理財”為名，想要增加財政收入的政策，一旦基層官員實行起來，都會變成“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的工具。

在“改革”擁有天然正義的今天，我們都希望王安石贏，但結(jié)果卻不幸被司馬光言中：

青苗法本義是“農(nóng)民有需要，政府要提供幫助”，但實施的結(jié)果，“放貸額和清收率”變成了“政府官員的KPI”，官員們只好每年把貸款攤派到每一位農(nóng)民頭上，再每人捆綁一個大戶擔保。偏巧“青苗法”的頭幾年，年年有災，年年欠收，結(jié)果不是大戶破產(chǎn)，就是農(nóng)民失地，唯有政府財政年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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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豐滿，現(xiàn)實很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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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歷史書上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其中有一條就是“用人不當”，但仔細史書，你會發(fā)現(xiàn)支持“變法派”官員除了王安石之外，幾乎都是善于鉆營投機的佞臣，而當時的名臣，如蘇軾、歐陽修、司馬光，無一例外都反對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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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絕不是“用人不當”四個字可以概括的——不是“壞人”支持變法，而是支持變法的都會變成“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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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為什么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都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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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觀點，認為王安石是干實事的人，司馬光沒有實際工作能力又思想保守，只會做道德文章，才會用“不與民爭利”這種泛泛而談的空話去否定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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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就是把“道德文章”和“干實事”對立起來，非常符合“五四”之后，知識界對傳統(tǒng)道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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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德文章”真的是沒有實際用處的說教嗎？

以“百善孝為先”為例，為什么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把它當成帝國最重要的道德支柱，還要求皇帝身體力行呢？不是說“孝”比其他的道德更道德，而是因為農(nóng)耕時代的生產(chǎn)力不足以提供社會福利，老年人喪失勞動能力之后，如果得不到子女的贍養(yǎng)，就會成為朝廷沉重的負擔。

農(nóng)耕經(jīng)濟養(yǎng)活不了太多的官員，農(nóng)業(yè)時代的管理能力也完全不足以統(tǒng)治如此幅員遼闊的帝國，類似“贍養(yǎng)老人”一類“法不責眾”的要求，又很難通過法律來強制。統(tǒng)治者只能要求官員先“以德服人”，再讓萬民效仿，“道德”其實是一種低成本的統(tǒng)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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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要求，所有讓百姓去遵守的法令，都要在社會廣泛認同的儒家道德中找到依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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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對官員的要求，既不是高瞻遠矚，也不是精明算計，而是道德崇高的人。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而政府官員親自放債，顯然破壞了這一形象，也破壞了王朝的統(tǒng)治根基。

事實上，歷代王朝對官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擾民。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歐洲農(nóng)民習慣粗放耕種，就需要封建領主帶領他們搶占土地，所以封建貴族們個個粗鄙不文，孔武有力；中國農(nóng)民很聰明，擅長靠精耕細作來自給自足，對政府的最低要求只有三個字：別煩我……，不對，是“不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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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中國百姓與王朝統(tǒng)治者的契約：你只要別來打擾我，也別讓外族來打擾我，我可以自己養(yǎng)活自己，還能給你交稅。這也是漢以后的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注重“休養(yǎng)生息”的原因。

不擾民，看似“無為而治”，其深層含義在于“政府的自我約束”。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而大事不成。孔子的警告讓司馬光對這身后的這幫官員們，有了更清醒地認識：當官不過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一旦擺脫了道德的束縛，一旦“見小利”，一旦被KPI纏身，就會表現(xiàn)出驚人的破壞力。

而王安石就像一個穿越到宋朝的現(xiàn)代技術官僚，在他看來，有沒有人執(zhí)行，執(zhí)行人的品質(zhì)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把這些改革的條文變成一個個指標，強行派發(fā)下去，不管能吏廉吏，能完成KPI的就是好吏，最終就能實現(xiàn)他的“變法大業(yè)”。

司馬光的憂慮終于變成了現(xiàn)實，缺乏道德約束的“數(shù)字出官，官出數(shù)字”的現(xiàn)象橫行。《水滸傳》里的頭號大奸臣蔡京，曾經(jīng)是著名的變法派官員，可一聽到司馬光復出，五天之內(nèi)廢除了自己管轄區(qū)內(nèi)所有的新法，向司馬光報功。可后來支持新法的宋哲宗親政，他搖身一變，又成了變法派的中堅人物。

當司馬光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抬起頭時，他對于新法最為擔憂的，恐怕還是那個坐在龍椅上的人。

5/6、“王安石變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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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本該想到，這場改革最初的支持者宋神宗，到了一定階段，必然會站到他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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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解決財政危機，這個目的很快就達到了，變法沒幾年，各級官員好像變戲法一樣的，把錢變進了國庫，也出現(xiàn)漢景帝時錢都堆不下的情況。

財政困難解決了，而新法的弊端也漸漸顯露出來，還要不要繼續(xù)支持新法呢？神宗對王安石一會兒任用，一會兒又貶官，就體現(xiàn)了他的矛盾。

在這場“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帝國官員大分裂中，神宗恐怕要哭笑不得，我就是想多弄倆錢花花，諸位大人何至于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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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宗之后的皇帝也同樣如此，沒錢想到要變法，有錢又要恢復舊法；新帝親政想要有新氣象，就支持新法，搞砸了，想要安撫天下，就下罪己詔恢復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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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恐怕也是司馬光反對變法的重要理由：財政嘛，有時好有時壞，大不了有錢多花點，沒錢就省著用，唯有道德是永恒的，怎么能一會兒變法，一會兒又不要變法了呢？皇帝自己鉆營投機，還怎么成為官員的楷模？官員個個如狼似虎，還怎么讓百姓安份守已？

我在《只要認真搞，沒有什么KPI搞不挎的企業(yè)》一文中，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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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是個好東西，你考核什么，你一定會得到什么；

但KPI又是個壞東西，凡是你不考核的東西，都會成為業(yè)績黑洞。

評論區(qū)顯然很多人認為我反對KPI，其實并非如此。

一個企業(yè)的經(jīng)營目標在不同市場環(huán)境中總是要變化的，導致KPI也在不停地變化，如果領導人只盯著KPI，必然一天一個想法，員工無所適從，必然會把工作變成“制造數(shù)學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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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KPI考核都必須以穩(wěn)定的企業(yè)價值觀為前提。就像失去了道德的統(tǒng)治，必然產(chǎn)生道德風險一樣，抽空了企業(yè)文化和價值觀的企業(yè)管理，要么淪為員工“欺騙”公司的工具，要么變成公司壓榨員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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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按照黃仁宇的說法，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因為當時的技術手段落后，不足以以現(xiàn)代金融財政的方法管理帝國的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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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了管理手段很豐富的今天，或者大數(shù)據(jù)明天，是否可以徹底拋開道德與價值觀，直接用數(shù)字對整個企業(yè)進行精細化的管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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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農(nóng)業(yè)調(diào)整法》，標志著羅斯福新政延伸至農(nóng)業(yè)，其核心的政策就是削減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量，提高價格，保護農(nóng)民利益。

其中有一項“農(nóng)產(chǎn)品無追索貸款計劃”，政府以高于市場價預購農(nóng)民未來的農(nóng)產(chǎn)品，其實就是小額農(nóng)業(yè)抵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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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很熟悉？事實上，時任美國農(nóng)業(yè)部長的華萊士在后來說：

我接任農(nóng)業(yè)部長后，把中國古代農(nóng)業(yè)政治家的實踐——“常平倉”引入美國農(nóng)業(yè)立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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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苗法正是宋代的“常平倉”——“常平新法”。1911年，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叫陳煥章的留學生寫下了他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里面介紹了中國“常平倉”制度，并重點介紹王安石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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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萊士后來讀到了這篇論文，產(chǎn)生把“常平倉”制度引入美國立法的念頭。他最終成功了，因為羅斯福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一樣，也是財政擴張政策，只是前者有凱恩斯主義為理論指導，而后者完全是王安石天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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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算是王安石變法在一千年后的現(xiàn)代制度下的再次嘗試，然而，羅斯福新政實施中的問題也再次證實了國家干預經(jīng)濟的弊端。比如，我們在政治課本中看到的的“倒牛奶事件”，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政府通過要求奶農(nóng)減產(chǎn)保價，但奶牛不管這套，它每天都要擠奶。奶農(nóng)聯(lián)盟組織于是開始設路障，禁止奶農(nóng)銷售，逼迫他們倒牛奶。結(jié)果引發(fā)了奶農(nóng)間的“偷菜游戲”，大家都想辦法把自家的牛奶偷偷賣掉，轉(zhuǎn)而又大肆搶別人家的牛奶倒掉，就是照片上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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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一句對農(nóng)業(yè)政策的嘲諷——騾子都知道不能踐踏別人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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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風險”從來不會因為經(jīng)濟發(fā)展而消失，人性也不會因為科技管理手段的進步而改變，道德、價值觀、文化、宗教信仰……，這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也必然長期存在。

公眾號 人神共奮

matlac

好長的文章，沒看明白主題思想。 直說吧，企業(yè)怎么管理？

菜雞攻城獅

說了那么多，好像也就分析案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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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和王安石都爭相要代表皇上的利益，宋神宗也想把社稷搞得好一點，開始年輕有一股子勁，鼓勵變法，隨著年齡，閱歷漸長，體力漸衰，還是保守一點吧。但是，畢竟，社會還是前進了一大步。
若有人接龍，還可以多講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