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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 在“新啟蒙”中點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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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日期：2011-12-12
“就Enlightenment一詞的詞源含義來看，大致含有‘點亮自己’和‘喚醒他人（民眾）’的意思。所以在21世紀，中國啟蒙知識分子的第一要務應該是先點亮自己，理清自己，然后才能照亮他人”
辦公室里靠墻的，整排整排都是歷史書。
每天7點，韋森準時踏進辦公室，在書海的包圍中，一直忙碌到晚上10點。從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的行政職位退下來后，他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連逛書店的時間都沒有。”
他正在為一部中西方制度變遷比較的書做準備，想把近兩三百年東方衰落、西方崛起的緣由梳理、分析清楚。他將之定位為“中學生都能看得懂”，“我要用史實告訴大家：什么是未來中國必走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法治和憲政民主。”
過去4年中，韋森在各大主流財經媒體上撰寫經濟學隨筆、專欄文章，他從稅權和財權出發，反復宣講“預算民主” 的理念，對政府征稅、預算公開、通貨膨脹、地方債務、貨幣政策、宏觀政策抽絲剝繭，追根溯源，最終落到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和約束上。
他以一種溫和、理性、如詩一般的語言，從關涉每個中國人財富和切身利益出發，希望由此突破中國社會制度轉型最敏感的話題。
新啟蒙
“像是被一股無形力量推動著，隱隱約約在夜里看到了一條小路，我沿著這條路一直往前走。” 對于自己聽到的呼召，韋森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感受。
1968年，20歲的楊小凱寫下了導致他入獄10年的大字報——《中國往何處去》。這位命運坎坷的思想者從未停止對中國的關切。晚年病重之際，他留下了對憲政和中國道路極為深刻、富有預見性的思考。
韋森常常覺得自己在繼續著友人來不及完成的使命。這也是他在制度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研究上成果豐碩的10年。看似晦澀的象牙塔式的研究，最后總會落到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上。
2007年“5•30”深夜，財政部以調控之名，突然宣布將證券印花稅稅率從1‰調整為3‰；6月11日，國稅局宣布實行新的車船稅繳納制度；不久，一些企業的出口退稅制度被宣布取消；7月份大幅提高資源稅稅率……另一方面，近年來政府財稅收入每年增長率超GDP雙倍甚至3倍。
頻繁的調稅和新增稅種以及兇猛的財政收入增長，讓韋森震驚，也讓他尋找到了一條突破改革困境的可能路徑。他說：“直到‘5•30’后，我才突然意識到，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實是稅收問題，是民主預算問題，或簡單說來是限制政府的征稅權以及政府財政支出要受到民選代表的實質性審議和制約問題。”
他在媒體上撰文，反復闡述“預算民主”的意義，并以英、美、法等西方國家的現代轉型為案例，指出“憲政”開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許多西方國家到“普選”也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但是，英、美的憲政史都是圍繞著限制國王或政府的征稅權而展開的。
另一方面，“荷蘭的建國，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都是從政府征稅問題引起的”。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也大都是亡自末期的橫征暴斂和工商業凋敝。
在現有政治框架下，他設想了一個“分步走” 的體制改革方案：從推動“三公”消費公開，到要求整個預算全部公開；要做到預算透明，就要回到修改預算法——政府征稅必須經人大代表批準；這就需要“做實”人大代表制；一旦人大“做實”之后，就可以監督、限制政府花錢。
韋森幾乎利用一切公開的途徑——寫文章、做講座、講學的機會，宣講“預算民主”的理念，喚醒國人的納稅人權利意識，并樂觀地相信：“等二三十年后，年輕一代都成長起來，個人的權利意識成為社會共識后，制度的轉型就可成為可能，且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中國社會再經不起大波折了。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這么好的時機進行社會轉型。我們在晚清時已經失去了一次機會，這一次，我們再也不能失去了。”
韋森宣講常識的方式，似乎也擺脫了中國自由派學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來自大眾的敵意和猜忌，另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疏遠和冷漠。
在這個自由派經濟學家普遍挨罵的年代，韋森是一個例外。他從來不刪自己博客上的回帖與留言。在民粹主義情緒肆意泛濫的網絡世界里，他那些有理有據、潤物無聲的長文，得到了多數讀者的認可。
學界友人陳志武稱贊說：“許多人會認為法治、民主、憲政都是一些知識人的抽象訴求,好像跟老百姓的生活沒關系。但是韋森教授的著作能走出眼前的霧障，讓我們認識到長久持續的增長才是關鍵,而憲政、民主、法治是保證持續增長的基礎，是長久的飯碗問題。”
他的溫和、有意淡化意識形態的改革建議，也得到了來自體制的容忍和有限度的回應。
11月16日，他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長文，批評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高利貸現象乃是這一扭曲貨幣政策的必然產物，并最終“點”到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憲政合法性問題。
當月最后一晚，央行忽然宣布從次月5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近3年來的首次下調。這表明，貨幣政策正在微調之中。
重慶市組織市委、市政府兩個大院的處級以上干部多次到復旦大學培訓，每次都指名請韋森給他們上課。韋森總是給他們講關于民主與法治的課，學員中也有市委和市政府辦公廳主任級別的官員。上完課后，韋森還托學員分別送給薄熙來書記和黃奇帆市長各一本余定宇的書：《尋找法律的印跡》。在中國思想界，韋森罕有地“沒有敵人”。在左中右3個陣營里，他都有朋友。
他把哈耶克奉為楷模。這位思想大家去世之前有兩大遺憾：一是沒有徹底清算凱恩斯的思想，二是沒有清算弗里德曼為始作俑者的經濟學實證主義。在現實生活中，這兩位都是和他私交甚篤的老朋友。
韋森喜愛引用史庫森對奧地利學派領袖米塞斯的一句評論：“如果你點燃了真理的燭光，追求真理的人們就能夠發現。”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轉變
韋森也曾是一名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信仰非常之強烈”。
大學畢業后的十多年里，他懷揣著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以黑格爾哲學為方法論，撰寫一部有邏輯體系的、三卷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建立一個如同《資本論》那樣的理論體系。
生于1953年、長在山東農村的韋森自稱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受益者”。作為人民公社書記的兒子，他沒挨過餓。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下地干活的大人們都啃粗糧，他和姐姐每頓還能吃上一個白面饅頭。
學校停課鬧革命，鄰村的小伙伴從學校圖書館偷出了大量的書。沒學可上的韋森在“文革”中讀完了整套的《魯迅全集》。“當時受魯迅的影響很大，用他的眼光看這個世界，特別苦悶，整天想著自殺。”
70年代初，最高領袖指示說“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全中國各個單位上上下下聞風而動，紛紛成立“工人理論隊伍”，隨后就有了組織學習包括《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在內的“六本書”。
對大多數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工人群眾而言，學這些艱深理論等于聽“天書”，韋森因此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他一本接一本讀，發現自己踏進了一個全新的思想國度，“再也沒有自殺念頭”。學完“六本書”后，他開始讀《資本論》，“等到讀到第二章有幾十頁的時候，再也讀不下去了”。
1977年恢復高考，韋森以縣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山東大學經濟系。因為沒讀懂《資本論》的心結，他在志愿書上填了一溜煙的“經濟系”。
大學期間，韋森泡在圖書館啃大部頭的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從黑格爾哲學到康德哲學。到大三時，他已是頗有名氣的“小哲學家”，在《世界經濟》、《國內哲學動態》等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論文，大多是論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的。當時在思想界頗有地位的《文史哲》分上下兩期全文刊發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內容是論述“經濟學方法論”。
在山大，韋森創辦了全國最早的學生經濟學學術刊物《基石》，他們和各個大學互相郵寄學生會刊物、交流思想，由此結識了石小敏等一批青年學子。
1983年8月，西北大學學生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為錢正名》的文章，他認為：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里，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作壞東西。
韋森隨即寫了一篇文章發在《中國青年報》與張維迎“商榷”。他對張的觀點進行批駁，提出推動經濟增長才是社會生產的目的，社會生產是為了最大滿足人類社會的需求。“那個時候，我對現代經濟學的‘個人利益”概念全無認識。”
1982年韋森畢業時，中國社科院農經所“發展組”點名向山東大學要人。那時，韋森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按規定，只有處級以上干部才享有家屬戶口調入北京的待遇。他于是卷起鋪蓋和書，去了立刻能解決問題的山東省社科院。
雖然沒去北京，韋森和北京的聯系還在繼續著。他和體改所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包括朱民、宋國青、周其仁等人。在北京，周其仁請他吃了平生第一次西餐——炸豬排。
1985年，韋森受邀參加第二屆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第一屆就是奠定價格雙軌制的“莫干山會議”。他和華生、朱民等人分在基本理論組開會討論。在會上，韋森提出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初步構想——從生產目的到動力，再到機制，最后到體制的一整套理論框架。
1987年，一個出國留學機會使得韋森暫時中斷了他的“宏篇巨作”構思。在聯合國的資助下，他前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讀人口學碩士。他的學位論文寫的還是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學的。
1989年的政治風波使得韋森被迫滯留在國外。回國回不去，學業又不能繼續，有一段時間，他到澳大利亞最大的一家進出口公司打工，薪水很高，精神上卻極為苦悶。
從這一年起，從波蘭開始，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劇烈的政局動蕩。1991年年底，蘇聯宣告解體，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瓦解。
“忽然間，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一個接著一個轉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原來設想的三卷集，苦苦思考了十幾年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還有用么？十多年的努力全部粉碎了。”
在那段不知道駛向何方的日子里，他一度住在任教莫納斯大學的楊小凱家。楊小凱已是開始引起世界矚目的經濟學家。“一談思想方面的話題，他可以滔滔不絕。一談到吃喝這些日常生活話題，他一兩句說完，就沒話了。”
苦悶與等待中，韋森開始尋找新的精神支柱。他研讀馬克斯•韋伯的全部著作，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中國哲學：儒教與道教》，并開始大量接觸宗教神學。對于宗教倫理和意識之于人類社會的制度演變，他有了全新的認識。
在精神上和靈魂上，韋森都完成了一次新的洗禮。
1992年，在楊小凱和黃有光的推薦下，韋森到悉尼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在重建知識結構和世界觀后，他的博士論文繼續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演變的研究和批判：完全排除市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系是怎么運轉的？企業的激勵是什么？引入市場之后，它會變成一個什么樣子？等到引入完全市場，又會是怎樣的？
這暗合中國社會3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路徑，韋森也從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轉變為一個常常“自我懷疑”的自由主義者。
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轉變，也目睹了一些80年代非常耀眼的學人在思想上激烈地左傾，他常常審視自己的盲點在哪里，是不是被情緒左右了判斷渾然不覺？
這半年來，他穿行于哈耶克的思想中，尤其關注哈耶克、米賽斯和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 “社會主義可行性的大論戰”。
“這很契合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韋森認為：“除了極少數人，思想界都認為中國必須改革，不改不行了。區別在于像汪暉、甘陽、崔之元這樣的左派想走大政府的社會主義道路，而自由市場派想走民主、法治和憲政民主的道路。”
在讀書筆記中，他引用了哈耶克回顧青年時代被米賽斯的《社會主義》所撲滅的理想主義之火：“我們決心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是這種重新構造社會的愿望，使我們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經濟學。社會主義許諾會滿足我們對一個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這時候，這本書的問世，把我們的希望擊碎了。”
對韋森來說，他只有一個“軸心的”理論關懷：已經市場化的中國經濟社會向何處走？在未來中國如何才能建立具有法治民主政治的良序市場經濟秩序？
人物周刊：您提出了一種漸進改革之路。現在大家有一種普遍的共識——既得利益集團正在阻礙改革的繼續推進，您如何看待改革的阻力呢？
韋森：其實，僅從利益角度，是非常膚淺的說法。就我所接觸過的所謂“太子黨”、富人、企業家，像秦曉、孔丹、胡德平、陳小魯等人，他們都出身高干家庭，許多也有很大的事業。他們的思想都很開放，都要求民主和法治。他們都在海外留學生活過，接受過現代思想的熏陶，非常清楚中國應該去往的方向。
其實，真正對改革構成阻力的，是思想觀念還停留在“文革”前的那一代。他們既不懂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又沒有現代民主政治基本理念和知識，結果使我們的政治和社會體制與已經市場化的經濟不相匹配，導致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種種經濟與社會問題，問題還在不斷積累和積聚。這是很危險的。中國經濟社會已經差不多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人物周刊：如果用“利益集團”來解釋改革的困境不準確，為什么打破這個“僵局”這么難呢？
韋森：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認為：在人類社會的制度演化理論中，利益解釋是非常膚淺的東西，他還提出一種“張力理論”。
我覺得，“張力理論”可能比“利益理論”更能解釋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和生活形式變遷的現實格局。本來，繼續推動改革是個帕累托遞增效應，對大家的利益都有好處。但是，在這種不良的制度安排下，誰都跳不出來，在這張無形社會網絡中互相牽制，身不由己、無能為力。用金庸小說來做比喻，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實，中國歷朝歷代都不缺乏改革家，不少官員心里認可中國走向民主和法治是個比較好的、應當走的道路。如果我不坐這個位子，我也這么講。但是，一旦在這個位子上，我要是講了，就不能坐這個位子，這就是“潛規矩”。如果你是沖在前頭，就有可能被犧牲掉。只有當大家的思想觀念都更新了，都跳出這個格局，社會才有可能往良序方向演化。
人物周刊：當人們觀念改變了，就有可能打破這種“人人身不由己、無能為力”的僵局？
韋森： 我很認同經濟史學家諾斯晚年的觀點，那就是：人類社會制度變遷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人的觀念改變。這超越了早年他和哈耶克關于“制度是設計出來、還是自發演化”的觀點之爭了。
這也是我這幾年做啟蒙工作的一個出發點：一旦整個社會都認為自由、民主、憲政民主、法治是比較好的一個制度，那么，無需經過激烈的社會動蕩就可以完成現代化轉型了。
人物周刊：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在講“啟蒙”，并以啟蒙大眾為己任。但現實的悖論是：底層大眾和知識分子之間存在認識上的巨大鴻溝，您對此怎么看？
韋森：我很認同資中筠先生提到的“新啟蒙運動”概念。在英語中，就“Enlightenment”一詞的詞源含義來看，大致含有“點亮自己”、“弄清自己”和“喚醒他人（民眾）”的意思。
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你首先得點亮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先當作先知先覺。更重要的，是先理清自己，點亮自己，那就是照亮別人了。
人物周刊：也就是說，知識分子要首先放下自己作為精英的驕傲？
韋森：對啊。再說，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認識，能超越康梁、胡適、沈家本他們么？從“文革”到現在的30年，中國社會基本上還是文化的荒漠。
假如讓你提出一個基本的治國方案，憲法怎么制定、預算法怎么制定、稅法怎么制定……你能像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嚴復、張君勱他們那樣提出一個那么清楚的治國方案么？一個現代良序的市場經濟制度到底需要哪些基本的制度構件，我們清楚么？目前大家又能形成改革共識么？
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所謂啟蒙，就是先把自己點亮，然后再照亮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