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警惕“石頭摸上了癮，連河也不想過了”

本報北京1月8日電（本報記者 莊慶鴻）“在今天，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困境，可以說是個不爭的事實。近些年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擱置，政治體制改革尚未進一步推進

轉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過河”

在新的世紀走完10年后，國內的觀察家說“中國社會的氣質正在發生變化”；有人則認為改革已經終結，已經死亡。“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認為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認為是改革處于停滯甚或倒退狀態。

而這份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主筆撰寫的報告指出，中國現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兩者，而是“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這就如同在一幢爛尾的大樓中，人們簡單裝修一下就搭灶做飯，娶妻生子，也儼然成為一片天地。”

報告認為：“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但現在看，一個漸進式改革的國家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中，使轉型過程停滯并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

“其實，現在中國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已經改不動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是摸石頭摸上癮了，連河也不想過了。”

盤點五大癥狀：用“維穩”的理由，拒絕改革

報告分析了轉型陷阱的“五大癥狀”。

第一個癥狀是，經濟發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報告指出，中國在經濟上最現實的問題“不是停滯，而是亢奮、畸形的發展”。一方面，落后地區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潛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體制決定了政府“反放緩”、“反停滯”的能力是極強的。“在轉型陷阱的格局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經濟活動的民間動力下降，于是，只能越來越依靠政府推動，大拆大建，上大項目，辦大活動，蓋大高樓，修大廣場，甚至造大塑像。”

報告把這稱為“增量依賴癥”。“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沒有通過重要的體制變革來解決問題，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發展形成的增量來緩解問題。”

在這種增量依賴癥中，經濟增長了，民眾不見得會受益；但如果不增長，民眾則會受損。

癥狀之二是，過渡的體制因素被定型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報告指出“改革動力的喪失，并不僅僅是領導層的改革意愿問題，而是在民眾中已經對改革發生了疑問”。

“如果現在是民眾要求繼續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團在那里阻撓和反對，事情也許還比較簡單。”報告分析，“問題在于，既得利益集團讓改革走樣變形，以改革的名義獲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眾對改革的抵觸。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看到的，現在老百姓一說起改革就心驚肉跳。其結果是，不僅實質性改革受阻，而且這個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區的醫療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藥價，相應提高醫療的價格，改變“以藥養醫”的現象。但過一段時間，壓下去的藥價又高了，結果是由過去的藥價高、醫療價格低變成兩者價格都高，患者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了。

癥狀之三是，社會結構趨于定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

報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其一，由于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比如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癥狀之四，就是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

“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應當說，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并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

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大維穩”模式形成了。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系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于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

報告指出，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癥狀之五，社會潰敗日漸明顯。

“首先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失控，暴力截訪、血腥拆遷；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轉型陷阱”下的體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來的？

報告指出，它以權力與市場的奇異結盟為特征。“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

報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既得利益集團迅速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業。

“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種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

由此，報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國思想界“左派”和“右派”爭論的混亂。“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兩者關系是此消彼長的。”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左”是在為“權力”因素呼喚，而“右”是在為“市場或資本”因素呼喚。

“在打破轉型陷阱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變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當人們還在為我國“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還是過頭”爭論的時候，一些權力的非市場化和商品的市場化相銜接，已經成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從行政上獲得廉價的土地和資源，然后再以高價格賣到市場，還有比這種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團聚斂財富的嗎？”

靠什么打破“轉型陷阱”？

報告承認，目前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坐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

“目前對改革停滯的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群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報告認為，可能走出“轉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種：一是由政府實施改革頂層設計，并有相應的力量推動；二是利用現有可能的因素推動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機推動下的被動改變，“但這要取決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省和覺悟”。

不管哪一條路，報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報告認為，這個“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理性、個人權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

第二，“以政治體制改革再造社會活力”。

“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是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的動力。”報告認為，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促進權力公開運作、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來，中央政府已在推進政務信息公開。

第三，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實際上，近些年來，改革之所以會走樣變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眾對改革的參與。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消退之后，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顯的例子。”

第四，報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義”凝聚改革共識。

“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因此，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和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與法治建設應當是未來中國改革的核心內容。”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沖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報告最后寫道